第132章 汶上之风：闵子骞的拒仕操守（1/2）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鲁哀公初年的一个清晨，费邑的信使穿过曲阜的薄雾，将季氏的聘书送到闵子骞手中。竹简上的漆字闪着冷光：“请子为费宰，掌一邑之政，食邑三百户。”站在庭院中的闵子骞望着远处的汶水，雾气正从河面升起，像一道无形的界限。他对信使拱手道：“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这短短几句话，被《论语?雍也》收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拒仕宣言之一。费邑是季氏的私邑，当时季孙氏专权，把持鲁国朝政，闵子骞的拒绝，不仅是对一份官职的推辞，更是对“不义之禄”的坚守。汶水北岸是齐国，南岸是鲁国，这条河流从此成为象征操守界限的文化符号，而闵子骞那道望向汶水的背影，在两千多年后仍散发着清冽的光芒。

一、费邑的诱惑与汶水的界限

费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北，《左传?僖公元年》记载：“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到春秋末期，费邑已成为季氏最富庶的封地，拥有城池、军队、良田，其规模甚至超过鲁国都城。考古发现的费邑遗址，城墙周长约八公里，出土的青铜器、玉器数量远超同期鲁国其他城邑，可见其繁华。

季氏任命闵子骞为费宰，绝非普通的官职授予。当时的费宰多由季氏亲信担任，如公山弗扰曾以费邑叛乱（《论语?阳货》），子路也曾为季氏治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个职位手握实权，既能聚敛财富，又能培植势力，是仕途飞升的捷径。安徽博物院藏的战国“费宰之印”铜印，印面刻有精致的蟠螭纹，显示这一职位的尊贵。

闵子骞为何要拒绝？《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他“事父母孝，事君忠，与人交信”，其核心价值观与季氏的“僭越”形成尖锐对立。当时季氏“八佾舞于庭”，用天子规格的礼仪，孔子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在这种背景下，担任季氏的费宰，无异于成为僭越者的帮凶。

汶水在春秋时是鲁齐边界，《水经注?汶水》载：“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其县南，又西南过奉高县北，又西南过博县南。”闵子骞说“必在汶上”，意为宁肯流亡他国，也不妥协。这种以空间划界明志的方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屈原“行吟泽畔”怀石投江，界限的另一边，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二、闵子骞的孝道与政治伦理

闵子骞以孝着称，《二十四孝》中“芦衣顺母”的故事流传千古：他幼时受后母虐待，冬日穿芦花填充的棉衣，而弟弟穿丝棉。父亲发现后欲休妻，闵子骞却劝道：“母在一子寒，母去四子单。”这种“以德报怨”的孝，并非单纯的家庭伦理，而是其政治伦理的基础。

在儒家看来，“孝”与“忠”一脉相承。《孝经?广扬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闵子骞的孝，包含着对“义”的坚守——既不忍父亲陷入“休妻”的不义，也不愿后母背负“虐子”的恶名。这种品质投射到政治领域，便是对“不义之君”“不义之禄”的拒绝。

《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闵子骞说：“愿无伐善，无施劳。”意为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把劳苦之事推给别人。这种低调谦和的态度，与季氏的专横形成鲜明对比。季氏家臣阳货曾强迫孔子出仕，孔子虽“时然后言”，却始终保持距离，闵子骞的拒仕，正是对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思想的践行。

山东济南的闵子骞祠，有幅明代壁画“拒仕图”：闵子骞站在汶水岸边，季氏的使者跪在地上递上聘书，背景中季氏的宫殿隐约可见，却被一道彩虹般的光带与汶水隔开。这幅画生动诠释了：真正的操守，能在欲望与原则之间划出比河流更清晰的界限。

三、拒仕传统的历史谱系：从伯夷到陶渊明

闵子骞的拒仕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士人“守道不仕”传统的重要环节。这个传统像一条隐秘的河流，流淌在正史的缝隙里，滋养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

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是拒仕传统的源头。《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他们是孤竹君之子，因反对周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临死前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这种对“以暴易暴”的批判，与闵子骞拒绝季氏专权，精神内核完全一致——拒绝服务于自己认为不义的政权。

战国的庄子，将拒仕推向哲学高度。楚王派使者聘他为相，庄子持竿不顾：“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庄子?秋水》）他的选择，是对“庙堂之高”的超越，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这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态度，影响了后世无数隐士。

汉代的严光，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称帝后请他出山，严光却披羊裘垂钓于富春江上。刘秀亲自拜访，与他同榻而眠，严光却把脚压在刘秀肚子上。最终他拒绝官职，隐居终老。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光的拒仕，是对“君臣关系”的重新定义——友谊不能成为屈从的理由。

东晋的陶渊明，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佳话。他任彭泽县令时，郡督邮来视察，属吏劝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即日解印去职，作《归去来兮辞》明志。他的拒仕，是对官场虚伪的彻底决裂，回归田园寻找“真意”。

这些拒仕者的选择各异：伯夷是“非暴力不合作”，庄子是“精神超脱”，严光是“平等坚守”，陶渊明是“回归本真”，但都与闵子骞一脉相承——在官职与操守之间，选择后者；在利益与原则之间，坚守底线。

四、“辞”的艺术：拒仕的语言智慧

闵子骞的拒仕之言“善为我辞焉”，语气委婉却态度坚决，展现了“辞”的艺术。这种语言智慧，既避免直接冲突，又清晰表达立场，是中国士人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生存智慧。

委婉中的坚定：“善为我辞”的“善”，意为“好好地”，给足对方面子；“辞”则明确表示拒绝。这种“软中带硬”的表达，比怒斥更有力量。《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拒绝齐王的召见，说“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同样用委婉的方式坚守原则。

预设的界限：“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是提前划清底线。这种“预警式拒绝”，让对方明白再劝无用，避免纠缠。三国时管宁“割席分坐”，以行动划界；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文字明志，都是这种智慧的延续。

以退为进的策略：拒仕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守义”。闵子骞的拒绝，是向世人宣告“不义之禄不可取”，这种“退”实则是对道义的“进”。唐代的元结，在安史之乱后拒绝朝廷的高官厚禄，主动请求去战乱后的道州任刺史，“抚柔甿庶，几致刑措”，用另一种方式践行道义。

语言是心灵的镜子，拒仕之言的风格，反映出拒仕者的品格：闵子骞温和而坚定，伯夷悲愤而决绝，庄子幽默而超脱，陶渊明洒脱而果决。这些话语穿越时空，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声高，而在于意坚。

五、费宰的历任者：不同选择的命运对照

费邑作为季氏的核心封地，历任费宰的不同选择，构成了一面映照操守的镜子，与闵子骞形成鲜明对比。

公山弗扰的叛乱：《论语?阳货》记载，公山弗扰以费邑叛乱，召孔子前往，孔子“欲往”，子路不悦。孔子解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最终虽未前往，但公山弗扰的选择——利用费宰的权力谋私，成为闵子骞拒绝的反面教材。他的结局是兵败逃亡，《左传?定公十二年》载“公山不狃奔齐”，身死名灭。

子路的治费：《孔子家语?屈节》记载，子路为费宰时，“备其守备，修其城郭，民皆说悦”。他的治理能力出众，但因服务于季氏，始终处于“助纣为虐”的争议中。后来子路在卫国孔悝之乱中战死，死前仍“结缨而死”，坚守礼仪，却也难掩其选择的矛盾性。

子游的教化：《礼记?檀弓》记载，子游为武城宰时，以礼乐教化百姓，孔子“闻弦歌之声”，曾开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反驳“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游的选择是“在其位谋其政”，用正道影响地方，与闵子骞的彻底拒绝不同，却也是一种坚守。

这三种选择构成了士人面对不义权力时的典型困境：公山弗扰“同流合污”，子路“有限坚守”，子游“以道化之”，而闵子骞“彻底划界”。历史评价也随之分野：公山弗扰被斥为“乱臣”，子路被叹为“忠勇”，子游被赞为“贤宰”，闵子骞被尊为“君子”。

这些对照揭示：选择比能力更重要，方向比速度更关键。闵子骞的拒绝，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拒绝为不义服务——有些位置，站上去就是错；有些俸禄，拿起来就失节。

六、汶水的象征：界限意识的文化内涵

闵子骞以汶水为界，赋予这条河流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中国文化中，“界限”是重要的精神符号，既包括地理界限，也包括伦理界限、原则界限。

地理界限与心理界限：汶水是地理上的鲁齐边界，更是闵子骞心理上的“义利之界”。这种“以地明志”的方式，在文学中反复出现：屈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用苍天为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用尊严为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生死为界。

可逾越与不可逾越：有些界限可以逾越，如“入境问俗”；有些界限绝不能逾越，如“饿死不食嗟来之食”。《礼记?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阶级界限；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是人性界限。闵子骞的界限，属于后者——关乎人格尊严与道德底线，一旦逾越，便不成其为人。

动态的界限与坚守的内核：界限的形式会变，但内核不变。在现代社会，汶水可能变成一份合同中的“霸王条款”，一份违背良知的工作指令，一次需要妥协的利益交换。拒绝的方式也可能不是“逃往汶上”，而是辞职、举报、沉默的抗议，但那种“有所不为”的精神，始终是文明的脊梁。

江苏苏州的沧浪亭，有幅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这里的“清风明月”，便是无形的界限——物质可以有价，精神操守却无价。闵子骞望向汶水的那一刻，看到的正是这种无价的坚守。

七、“不仕”与“仕”：士人的双重选择

闵子骞的拒仕，不是否定“仕”本身，而是否定“不义之仕”。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但前提是“邦有道”。孔子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展现了士人“仕”与“不仕”的灵活选择。

有道则仕：当国家政治清明时，士人应积极出仕，施展抱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时，“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将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这种“仕”，是“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

无道则隐：当政治黑暗时，士人应退隐自保，保持操守。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而无所遇”，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典籍，“笔则笔，削则削”，修《春秋》以明志。这种“隐”，不是消极逃避，而是“穷则独善其身”的智慧。

隐而不废：即使不仕，士人也可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社会。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通过着书立说传播思想；东汉的郑玄，拒绝董卓、袁绍的征召，“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注疏群经，成为经学大师。这种“隐”，是另一种形式的“仕”。

闵子骞的拒仕，属于“无道则隐”，但他并未消极避世。《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他“仕于鲁，为大夫”，只是拒绝为季氏服务。这种“选择性出仕”，展现了士人对“仕”的本质理解——仕是为了行道，而非谋禄；是为了利民，而非附势。

八、拒仕的代价与回报

拒绝一份高薪厚禄，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但坚守操守，也会获得无形的回报。闵子骞的选择，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物质的清贫：《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称赞闵子骞“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但对他的生活状况却无记载，结合其拒仕的选择，可推测其生活清贫。陶渊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严光“披羊裘钓泽中”（《后汉书?严光传》），物质清贫是拒仕者的共同特征。

精神的丰盈：拒仕者虽然物质匮乏，精神却无比充实。闵子骞因拒仕赢得孔子的高度评价，成为“德行”科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在田园中找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严光在富春江上获得“心与白云闲”的自由。这种精神丰盈，是对物质清贫的最好补偿。

历史的铭记：那些追名逐利的费宰早已被遗忘，而闵子骞的拒仕却被载入史册，代代传颂。费县的闵子祠，自汉代起香火不断；历代帝王对他屡有追封，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赠“费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琅琊公”。这种历史铭记，是对操守的最好回报。

社会的镜鉴：拒仕者的故事，成为社会的道德镜鉴。当官场腐败时，人们会想起闵子骞的坚守；当诱惑丛生时，人们会念叨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这种镜鉴作用，让拒仕的精神转化为社会的良知力量。

代价与回报的辩证法在此显现：失去的是暂时的利益，得到的是永恒的尊严；放弃的是眼前的官位，赢得的是历史的尊重。

九、季氏的权力与闵子骞的操守对抗

季氏在鲁国的专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几代人的经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闵子骞的拒仕，本质上是个体操守与强权政治的正面碰撞，这场碰撞揭示了权力与道德的永恒张力。

季氏的权力根基可追溯到季友。《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季友平定庆父之乱，辅佐鲁僖公，被赐汶阳之田及费邑，奠定了季氏的基业。到季文子执政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国语?鲁语》），以节俭赢得民心；季武子则“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将鲁国军队私有化，权力进一步扩张；至季平子，更是“与孟孙氏、叔孙氏共伐昭公”（《史记?鲁周公世家》），把鲁昭公赶出鲁国，开启了“陪臣执国命”的时代。

季氏专权的核心是“僭越”。他们不仅在军事、经济上掌控国家，更在礼仪上挑战周天子权威。《论语?八佾》详细记载：“季氏旅于泰山”，祭祀本应由天子主持的泰山之神；“季氏舞八佾”，使用六十四人的舞蹈队伍，远超诸侯应有的三十六人规格。孔子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的标志——“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闵子骞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陪臣执国命”的季氏。费邑作为季氏的根据地，是其对抗公室、控制鲁国的重要筹码。任命闵子骞为费宰，既有拉拢人才的意图，也有将其纳入权力体系的考量——如果连以德行着称的闵子骞都接受任命，季氏的统治就更具“合法性”。

但闵子骞的操守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季氏的伪装。他的拒绝传递出明确信号：权力可以收买利益，却无法收买良知；可以控制疆域，却无法控制人心。这种对抗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家语?颜回》记载，孔子听闻闵子骞拒仕后，赞叹道：“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亦不间于其君大夫之言。”这里的“不间于其君大夫之言”，正是对他不屈服于强权的肯定。

季氏对闵子骞的拒绝并非无动于衷。据《礼记?檀弓》记载，后来季氏又想任命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固辞”，甚至“退而之汶上”，用实际行动表明立场。季氏最终未再强求，这既显示了闵子骞的坚定，也反映出强权对德行的某种忌惮——即使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道德的光芒仍能让权力有所收敛。

十、闵子骞的教育实践：拒仕后的行道方式

闵子骞拒绝为季氏服务后，并未消极避世，而是选择以教育传播道义，这种“退而育人”的方式，成为他行道的另一种途径。

在曲阜孔庙的“圣迹殿”中，有一幅“闵子骞讲学”图：他坐在杏坛之上，弟子们环坐四周，手中捧着竹简，神情专注。图中背景是简陋的茅屋，与季氏的宫殿形成鲜明对比，却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气息。这幅图虽为后世所作，却真实反映了闵子骞的教育实践。

闵子骞的教育内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尤其注重“孝”与“义”的传授。《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他教导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将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伦理。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常以自身经历为例，如讲述“芦衣顺母”的故事，让弟子理解“孝”不仅是顺从，更是包容与关爱。

他的弟子中不乏后来的贤达之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引记载，闵子骞的门人“有若、曾参之流”，虽未必直接受教，却深受其思想影响。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与闵子骞的谦和品格一脉相承；曾参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也体现了对道德操守的重视。

闵子骞的教育实践，展现了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另一种可能——当仕途受阻时，教育成为传承道义的薪火。这种“退而不休”的精神，影响了后世无数教育家：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周游讲学传播思想；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着书立说”，将理学发扬光大。

十一、汶上意象的文学演绎：从《论语》到后世诗词

闵子骞“必在汶上”的宣言，让汶水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抒发对操守的赞美与坚守。

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有“汶水汤汤，行人思乡”之句，虽以汶水写乡愁，却隐约可见闵子骞故事的影子——汶水不仅是地理界限，也是情感与精神的寄托。

唐代李白在《古风?其五十一》中写道：“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虽未直接提及闵子骞，却与“汶上之风”精神相通，借伯夷、叔齐赞美坚守气节之人。杜甫则在《壮游》中感叹：“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通过批判权贵的奢侈，反衬拒仕者的高洁。

宋代苏轼对闵子骞尤为推崇，在《送颜复兼寄王巩》中写道：“颜回屡空安乐在，闵子单衣顺良存。”将闵子骞与颜回并列，肯定其在贫困中坚守操守的品质。他在《和子由蚕市》中“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的对比，暗含对“不义之乐”的批判，呼应了闵子骞对季氏富庶的拒绝。

元代关汉卿在杂剧《闵子骞单衣记》中，详细演绎了“芦衣顺母”和“拒仕汶上”的故事，将闵子骞塑造为“孝”与“义”的完美化身。剧中闵子骞拒绝季氏时唱道：“俺只守着孔圣人的道理，不当那权臣的鹰犬。”直白表达了对操守的坚守。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汶上意象，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操守、气节、道义的象征。文人墨客通过吟咏闵子骞的故事，既表达对现实中趋炎附势者的不满，也寄托了自己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十二、闵子骞与同时代士人的操守比较

春秋末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士人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闵子骞与同时代士人的不同选择，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操守画卷。

与孔子的比较：孔子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试图在乱世中寻找行道的可能；闵子骞则选择“不义则不仕”，划清界限。两人方式不同，目标一致——孔子是“积极入世的坚守”，闵子骞是“消极避世的抗争”。孔子对闵子骞的欣赏，正是对这种不同方式的认可。

与子贡的比较：子贡善于外交与经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周旋；闵子骞则坚守原则，拒绝任何妥协。子贡是“在游戏中改变规则”，闵子骞是“不进入不义的游戏”，代表了士人应对乱世的两种策略。

与子夏的比较：子夏“仕于魏文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魏国的强盛制定礼仪制度，是“以道事君”的代表；闵子骞拒绝为季氏服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体现。子夏的选择需要智慧，闵子骞的选择需要勇气，两者都是对“道”的坚守。

这些比较揭示：操守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重要的是在任何选择中都不放弃原则。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子贡的“权变”，子夏的“服务”，闵子骞的“拒绝”，共同构成了儒家士人的操守光谱。

十三、“费宰”职位的历史变迁：从权力象征到职能转变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