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1章 光怎么走（1/2）

司法部大楼，顶层会议室。

空气凝重得如同铅块，巨大的红木会议桌泛着沉闷的光，映出在座每一张严肃的脸。

这里是“清源案”后续处置的核心地带——《特殊心理创伤者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起草组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苏明玥坐在长桌一侧，背脊挺得笔直。

她的位置有些特殊，既是专家顾问，也是整个法案诞生的缘由——最知名的幸存者。

“我有一个程序性问题。”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发声的是何卫国，法学界的泰斗，退休前曾是最高法的大法官。

他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如刀，此刻正不偏不倚地落在苏明玥身上。

“苏明玥女士，”他缓缓开口，每个字都敲打在众人紧绷的神经上，“我们钦佩你的勇气，也承认你为推动这项立法所做的巨大贡献。但是，作为‘清源智'库’最直接、影响最深远的当事人，你现在坐在这里，参与具体细则的起草。请问，你如何向公众保证，你所提出的每一条建议，都具备应有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几位来自司法部的官员交换着眼色，面露难色。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几乎是在当众指控苏明玥可能会“夹带私仇”，利用立法程序为自己复仇。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苏明玥身上，等待着她的辩解，或是愤怒，或是委屈。

然而，苏明玥只是静静地抬起眼，目光平静地迎上何卫国审视的视线。

她没有开口争辩，而是将手中的U盘轻轻插入面前的接口。

“何老先生，您的问题，正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她声音清冷，却有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主屏幕上，一个复杂的动态图表亮起，标题赫然醒目——《基于认知波动模型的政策共情偏差分析报告》。

“传统的立法理念，追求绝对的理性和‘去情感化’，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公平。但对于心理创伤领域，这种‘去情感化’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她的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图表随之变化，无数数据流如同瀑布般倾泻。

“这是我们团队过去一个月，分析了国内外近五十年来三百多项相关法案后的结论。这些法案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心理权益保护条款，在实际司法实践中，都处于‘休眠’或‘空转’状态。为什么？因为立法者试图用一把冰冷的尺子，去度量一颗破碎的心。他们无法理解，也无从量化那种持续性的、弥散性的伤害。”

屏幕上，一个三维模型缓缓旋转，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点。

“这就是我称之为‘认知波动模型’的成果。每一个红点，都代表一次由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导致的认知偏差，比如时间感知错乱、记忆碎片化、自我认同剥离……这些，在传统法条里，都是无法被定义的‘情绪’。但在这里，它们是数据。”

何卫国的眉头紧锁，他想反驳，却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法学理论，在这套全新的、冷酷的数据模型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苏明玥没有给他机会。

“因此，我提议，我们不应该回避当事人的‘情感’，而是应该将它系统化、数据化，并纳入立法程序。我提议，在司法部下，设立一个常设性的‘幸存者咨询团’，由通过心理评估和专业培训的创伤幸存者组成。他们不参与最终表决，但对所有相关条款拥有一票‘共情否决权’——当他们集体认为某一条款脱离现实、无法真正保护受害者时，该条款必须发回重议。”

她的话掷地有声。

“我们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中立，而是能够俯下身子，感同身受的专业。法律的温度，不应该只停留在纸面上。”

全场鸦雀无声。

司法部主持会议的副部长沉默了足足半分钟，他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何卫国，又看了看屏幕上那份无可辩驳的报告，最终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原则上同意苏明玥同志的提议。会后立即研究‘幸存者咨询团’的设立方案，即刻执行。”

散会后，走廊里，顾承宇递来一杯温热的咖啡，深邃的眼眸里带着一丝笑意。

“你没用那个东西，也赢得很漂亮。”他低声说。

他口中的“那个东西”，是苏明玥能够感知并影响他人情绪的“金手指”。

苏明玥接过咖啡，指尖传来暖意。

她轻呷一口，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他们看见，情绪，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数据。”

同一时间，在城市另一端的“织光基金会”总部，“织光讲堂”的第一课座无虚席。

苏明心站在温暖的聚光灯下，她的声音温柔而坚定。

今天的主题，是许多家长想问又不敢问的禁忌——“如何向你的孩子，讲述这个世界存在的创伤”。

台下，一位母亲焦虑地举起了手：“苏老师，我明白保护孩子很重要。但过早地告诉他们这些黑暗面的存在，会不会像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恐惧的种子，反而让他们失去对世界的美好想象？”

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家长的共鸣，现场响起一片窃窃的议论声。

苏明心微笑着，没有直接回答。她转身，对音响师点了点头。

一段轻柔的、混合着风声与电子合成音的旋律缓缓流淌出来，那是“声音树”独有的共鸣。

紧接着，一个稚嫩的童声响起，清晰而认真。

“以前，爸爸喝醉了打我的时候，总是骂我是废物，是垃圾。我很害怕，也真的以为自己就是个废物。”

声音停顿了一下，背景音里传来一阵微弱的、仿佛树叶沙沙作响的共鸣声。

“后来，‘声音树’亮了。我听到了很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故事。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现在，我不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说出那种话的人，才是不配当爸爸的人。我不是废物，他是。”

录音结束，全场寂静。刚才提问的母亲眼眶红了，怔怔地坐在那里。

苏明心这才重新开口，目光扫过每一位家长。

“各位，我们不是要向孩子传递伤疤，更不是要种下恐惧。我们是要提前递给他们一副‘滤镜’，一种足以辨别真假之爱的能力。让他们明白，任何以爱为名义的伤害，都是谎言。当伤害真的来临时，他们不会自我怀疑，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错。他们会知道，那个施加伤害的人，错了。”

当晚，这段讲座视频被上传网络。

次日清晨，它被教育部官方账号转发，并宣布将其正式纳入“全国家庭教育指导资源库”。

一夜之间，视频点播量突破千万。

风暴的另一个中心，在第一法庭。

林景深坐在原告监督席上，面沉如水。

检方刚刚结束对“清源智库”十三名核心成员的量刑建议陈述，结果让他心头发冷。

刑期普遍偏低，从三年到八年不等，甚至有两人建议适用缓刑。

检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被告虽有系统的精神诱导行为，但缺乏造成被害人产生器质性病变或直接物理伤残的证据，难以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重罪标准。”

“荒谬！”林景深身旁的年轻律师低声怒斥。

林景深没有说话，他只是向法官示意。

获得许可后，他带着叶小棠连夜整理出的成果走上发言席。

背后的大屏幕，被他的电脑信号点亮。

“审判长，我反对检方的量刑建议，因为他们的调查，完全忽略了最核心的犯罪事实。”

他调出一份文件，是137名深度受害者的档案列表。

“在过去的七十二小时里，我们和叶小棠女士的海外团队合作，将这137份档案中的用药记录、行为异常时间轴、心理咨询录音，与被告的‘学术成果’、内部邮件，以及所有司法精神病鉴定报告，进行了逐一交叉比对。”

屏幕上，无数条数据线纵横交错，将一个个孤立的案件连接起来，最终汇聚成一张巨大而恐怖的网络图。

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受害者的名字；每一条连线，都标注着精确的时间和事间。

“请看，”林景深指向图中一个密集的区域，“这是被告王某发表所谓‘压力应激疗法’论文后的三个月。在此期间，与他有过接触的七名受害者，全部出现了停用原有精神类药物、转而服用他推荐的‘草本补充剂’的行为。而这七人中，有五人在随后半年内出现严重的自毁倾向，两人自杀未遂。这种‘补充剂’，经叶小棠团队在海外的源头查证，是一种能放大负面情绪、削弱理智判断的未上市精神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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