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4章 我不是来救人的（1/2）

幽暗的房间里，苏明心指尖悬停在屏幕上方，那条来自未知号码的信息像一根滚烫的针，刺穿着屏幕的冷光。

“我叫周晓，姐姐叫周晴。我看到了光圈……我怕。”

没有求救，没有控诉，只有最原始的恐惧。

苏明心深吸一口气，压下那股几乎要脱口而出的“我们会帮你”。

她知道，这句话是一剂甜蜜的毒药，能暂时安慰对方，却也会剥夺她最后的力量。

承诺太轻易，会让人忘记自己还能行走。

她没有回复那条信息。

相反，她打开了另一个加密频道，在“火种”计划的核心成员群里，发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陪伴者计划”。

“我们不当救世主，我们只做陪伴者。”她的指尖在键盘上飞速敲击，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冷静，“招募对象，必须是曾经从‘绿洲’或类似精神控制环境中成功挣脱的幸存者。他们最懂那里的黑暗，也最明白走出来的每一步有多艰难。”

“我们的任务不是把人拽出来，而是当她们想往外挪动一厘米时，告诉她们，我们在这里，看得见你的努力。”

三天后，第一批十位“陪伴者”完成了线上培训。

苏明心亲自主持了最后一场会议，她的声音通过加密线路传到每一个终端，清晰而坚定：“记住我们的铁律：第一，绝不替她做任何决定，哪怕那个决定在我们看来愚蠢又懦弱。第二，绝不评判她的反复和动摇，因为那是求生本能的拉扯。第三，我们只提供信息和支持，告诉她，每一个选择都值得被尊重，包括选择留下。”

会议结束，她将周晓的联系方式发给了其中一位代号“灯塔”的陪伴者。

又过了三天，深夜，苏明心收到了“灯塔”发来的第一条工作日志。

信息很短，却重如千钧。

“目标今天在签署‘情绪稳定承诺书’时，第一次说出了‘我不想签’。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我能想象到那种压力。我在加密通讯器里，没有为她鼓掌，没有说‘你好棒’，我只回了三个字——‘我陪你’。”

苏明心看着那三个字，仿佛看到了在无边黑暗中，一粒微弱却顽固的火星，终于被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燃起了一丝微光。

这微光，比任何熊熊燃烧的复仇烈火，都更让她感到心脏滚烫。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林景深正盯着一份采购清单，眼神比窗外的冬夜更冷。

清单来自一个偏远贫困县的卫健系统，上面赫然列着近三个月来频繁采购的大批量镇静类和抗焦虑类药物。

奥氮平、氯硝西泮……这些精神科的常用药，在这里却走了“扶贫医疗专项资金”的账目。

这笔钱，本该用于乡村诊所的设备更新和贫困户的医疗补助。

林景深的助理低声问：“林总，这是典型的资金挪用，直接向纪委举报，一查一个准。”

“不，”林景深缓缓摇头，指尖在“绿洲二号点”的标记上点了点，那个地点，恰好就在这个县的辖区内，“举报，只会让他们换个名目，把账做得更干净。我要的不是抓几条小鱼，我要看清楚，是谁在下游织了这么大一张网。”

他没有拿起举报电话，而是以“景行公益基金会”的名义，向该县政府递交了一份合作申请。

项目名称听起来冠冕堂皇——“基层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支持项目”。

申请书中，林景深言辞恳切，表示愿意全额出资，为该县所有基层医护人员提供为期半年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以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

对于一个急需政绩和外部资金的贫困县来说，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

审批一路绿灯。

一周后，林景生团队里最资深的几位心理咨询师，以基金会专家的身份，低调入驻了该县的中心卫生院。

林景深只提了一个要求：每一次咨询结束后，咨询师和被咨询的医生，都必须共同填写一张标准化的匿名反馈表。

表格设计得极其繁琐，大部分是关于咨询效果的量化打分，看似只是为了项目评估。

真正的杀招，藏在表格最下方那片不起眼的空白区域——“其他需要反馈的意见或困惑”。

前两周，一切风平浪静。

收回的表格上，那片空白干净得像从未存在过。

直到第三周的周五，一张折叠得有些用力的表格被送到了林景深手中。

正面的量化打分中规中矩，但翻到背面，在那片空白处，用一种极力克制的笔迹，写着一句话：

“今天，我有一个病人，她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求我别让她回去。她说，那个地方会让人忘记自己是谁。”

字迹的末尾，因为用力，几乎要划破纸背。

林景深将这张表格原件抽出，放进一个牛皮纸袋，用火漆封存。

然后，他将复印件装进另一个信封，收件人地址写的是——国家卫健委信访办公室。

信封上没有寄件人信息，没有多余的陈述，只有他用打印机打出来的一行字，贴在复印件旁边：

“请查查，到底是谁在替人‘忘记’买单。”

京城，一场规格极高的闭门政策研讨会在某机关内部会议室举行。

主题是“社会情绪治理与创新模式探索”。

与会者非富即贵，皆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大员或政策研究的权威。

顾承宇作为特邀的青年企业家代表，坐在角落，全程沉默。

他既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慷慨激昂地探讨“智慧维稳”的前景，也没有对“情绪引导”的技术大加赞赏。

会议开始前，他唯一的动作，是让助理给每一位与会者都赠送了一支包装精美的钢笔。

笔身是磨砂黑，沉甸甸的，很有质感。

众人只当是寻常的会议纪念品，礼貌性地收下。

没人注意到，那冰冷的金属笔帽内侧，用激光蚀刻着一个微型二维码，比米粒还小。

会议中场休息，有人出于好奇，或是不经意间，用手机扫了那个码。

没有跳转到任何公司主页或产品介绍。

手机屏幕亮起，直接开始播放一段经过处理的音频。

音频的背景是一片嘈杂，像无数个声音被强行揉捏在一起。

一个经过变声处理的嘶哑声音响起：“他们说我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因为我举报了领导。他们给我打针，让我吃药，说是在‘净化’我的思想。”

另一个年轻些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只是在网上说了几句抱怨的话，就被送进‘情绪优化中心’。他们每天让我背诵积极语录，一遍一遍地写思想汇报，直到我写的和他们要求的一模一样。我忘了我最初想说什么了……”

一个又一个声音，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方，讲述着相似的经历。

他们是律师、是记者、是学生、是家庭主妇……音频的最后，所有的声音被合成为一个冰冷而空洞的合声，一字一顿地问道：

“你们管这种悄无声息的死亡，叫做社会稳定？我们管这，叫做窒息。”

会议室里，气氛瞬间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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