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1章 路标不会说话（1/2）
空气仿佛是凝固的。
苏明心的“普通人叙事训练营”更名为“倾听工作坊”后，第三节课的氛围，比前两节课更加沉闷，像一块吸满了水的海绵，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上。
学员们不再是来学习“如何讲述”，而是被迫“如何倾听”。
他们带来的“不愿说话的人”，像一件件沉默的行李，被安放在椅子上，散发出各自不同的气场——有的是抗拒，有的是麻木，有的是深不见底的疲惫。
一名年轻的记者学员，李倩，第五次悄悄瞥向身边的母亲。
老人自始至终低垂着头，花白的头发在顶灯下泛着一层黯淡的光。
她的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手指关节粗大，皮肤是那种被岁月和劳作反复打磨后的粗糙质地。
从进门到现在，她没有看过任何人一眼，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她膝盖上那一小片被磨得发白的裤料。
李倩坐立不安。
她想替母亲解释，想告诉苏明心，告诉所有人，我母亲不是不友善，她只是……只是不习惯。
话语在舌尖滚了几个来回，又被她强行咽下。
这是工作坊的铁律：学员不能替自己带来的人发言，一个字都不能。
苏明心没有催促，也没有进行任何引导。
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尊入定的雕像，目光温和地扫过每一个人。
她知道，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一种比任何话语都更尖锐、更沉重的语言。
她要做的，不是戳破这层沉默，而是给它足够的空间，让它自行发酵、膨胀，直到包裹在里面的人，再也无法承受那份真空的压力。
时钟的秒针在寂静中“咔哒、咔哒”地走着，每一下都像锤子敲在众人的神经上。
李倩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狂乱的擂动声。
她带来的选题，是关于失独老人的心理干预，她以为自己能处理好，以为自己足够专业。
可当这个人是她的母亲时，所有的理论和技巧都土崩瓦解。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安静即将达到顶点时，那个一直低着头的老人，忽然动了一下。
她的手指微微蜷缩，然后，一道沙哑的、仿佛很久没有使用过声带而发出的声音，清晰地在房间里响起。
“我女儿以前……也这样。”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去。
老人依然没有抬头，声音却很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总想替我说话。怕我说错，怕我丢人，怕我……让她没面子。”
李倩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嘴唇翕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那条铁律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扼住了她的喉咙。
“她爸走的那天，亲戚都来了，她把我拉到房间里，一句一句教我怎么跟人说。要说谢谢大家关心，要说我会坚强，不要哭，哭了就是给别人添麻烦。”老人顿了顿，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类似叹息的滚动声，“其实，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说。”
寂静再次降临，但这一次，性质完全变了。
之前的沉默是压抑的，现在的沉默，充满了被撕开的伤口所散发出的，血淋淋的温度。
苏明心看着李倩通红的眼眶和她母亲微微颤抖的肩膀，没有说一句安慰或引导的话。
她只是伸出手，轻轻按下了桌上录音笔的暂停键。
那个红色的小灯闪烁了一下，熄灭了。
有些声音，不该被记录，只该被倾听。
与此同时，一百公里外的县城，林景深的“基层司法观察站”里，空气同样紧绷，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锋利。
三名顶尖法学院的女生，正围着一张桌子，脸上是混杂着愤怒与激动的潮红。
桌子中央，摊着三页信纸。
纸是农村最常见的那种廉价作业本纸，字迹歪歪扭扭，是用最便宜的圆珠笔写的，好几处因为用力过猛，划破了纸背。
“林老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虐待了，这构成非法拘禁！那个‘阳光成长矫正中心’根本没有资质，他们把人骗进去，断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这必须马上立案！”带头的女生叫周芸，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
林景深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他没有看那封信，而是看着眼前的三个学生，她们就像三把出鞘的利剑，闪着理想主义的寒光。
“立案？以谁的名义？我们吗？”他淡淡地问。
“当然是孩子的母亲，王桂香！我们替她写诉状，我们替她……”
“停。”林景深打断了她，“我们不替任何人打官司。记住观察站的第一条准则。”
周芸的嘴张了张，不甘心地闭上了。
“我们的工作，是教她，怎么自己去敲响那扇门。”林景深站起身，从旁边拿过一沓A4打印纸和一支笔，“现在，收起你们的愤怒和同情。我们来做一件事——模拟。”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高压模拟场。
“第一稿，重写。”林景深将周芸她们精心撰写的、充满了法律术语和情感控诉的材料扔回桌上，“信访局窗口的工作人员一天要看几百份材料，你写得像论文，谁有耐心看？第一段，必须说清楚三件事：你是谁，你找谁，他怎么了。不要超过五十个字。”
“第二稿，还是不行。”他指着材料上的“沉痛控诉”、“泣血求助”等字眼，眉头紧锁，“收起这些词。这不是文学创作。对方是公权力机构，你上来就摆出对立姿态，潜意识里就会触发他们的防御机制。把‘我的儿子被他们害得不会说话了’，改成‘我的儿子进入该中心后，出现失语现象，我要求了解具体原因’。前者是情绪，后者是诉求。我们要的是后者。”
“第三稿……格式不对。诉求要点要分条列出，一、二、三。清晰，明确。把那封手写的信作为附件附在后面，而不是把它揉进正文。记住，你们要递交的是一份‘情况说明和诉求申请’，不是一封‘求救信’。”
他让三个法学高材生轮流扮演信访接待人员，用最不耐烦、最敷衍的态度来应对。
“身份证带了吗？”
“这事儿不归我们管，你去教育局问问。”
“材料放下吧，回去等消息。”
每一次，他都逼着她们从对方冰冷的反应里，找到继续对话的缝隙。
他甚至让王桂香本人也来参加了两次模拟。
那位沉默寡言的村妇，起初只是惊恐地看着这群“城里来的文化人”在她面前“演戏”，到后来，她也能在林景深的指导下，磕磕巴巴地背出那几句关键的话。
“我不是来喊冤的，我是来咨询政策，递交材料的。”
“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现在在哪里，他的情况怎么样。”
一周后的清晨，王桂香独自一人走进了县信访局的大门。
她穿了一件被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文件袋。
当她走到窗口，将里面的材料递出去时，接待人员下意识地扫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那份材料，标题、格式、段落、措辞，甚至连附件的摆放顺序，都和他桌上另一份由县政府法制办下发的标准文件模板，一模一样。
而在省城的大学校园里，顾承宇正在进行一场更为隐蔽的“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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