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古代农民起义是正确的、合理的、进步的（2/2）

起义虽有失败，但失败不等于错误。“失败者的正义”在历史中往往被漠视。很多农民起义最终以镇压、屠杀、失败收场，于是人们习惯性地否定他们的正义性。但这种逻辑是危险的。如果用胜负来判断对错，那历史只会站在强者一边，永远听不到底层的声音。

李自成败了，但明朝已腐朽不堪；洪秀全败了，但清廷的统治走向不可逆的崩解；义和团败了，但民间反帝的火焰从未熄灭。失败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不是起义正当性的反证。反而恰恰是这些失败，凸显了社会结构的刚性与问题的深度。

历史的进步，常常不在于某场起义是否成功，而在于起义之后，旧体制被动暴露，民众意识觉醒，社会不得不调整路径。失败的起义，常常是变革的导火索。

农民起义的“暴力性”源于结构性暴力的长期积压。人们批评农民起义的“野蛮”“杀戮”“破坏”，却常常忽略了这类暴力的来源。没有哪个群体天生好斗，所谓“刀起人头落”的背后，是长期的屈辱与血债。百姓反抗时表现出的“极端”，其实是对结构性暴力长期积蓄的爆发性回应。

当土地被豪强霸占，赋税榨干余粮，县吏横征暴敛，司法毫无公平，农民不是在生存，而是在苟延残喘。暴力一旦爆发，自然不会是“理性协商”的样貌，而是“情绪决堤”的结果。

问题不是农民为何激烈，而是统治者为何把人逼到无路可退。压抑越久，反弹越烈。这种暴力性，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是历史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体现。

现代革命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延续与高度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教员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其主体力量就是农民。井冈山不是都市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农民战争的现代化表达。延安不是城市暴动，而是农民运动的集大成。

教员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不是某个理论的先进性，而是因为它确实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它解决了土地问题，建立了与农民的真实联系，把起义从“散乱”提升到“组织化”，从“自发”转向“自觉”。

可以说，现代革命，是农民起义进入“有思想、有组织、有目标”的阶段。它继承了起义的反抗精神，超越了起义的局限路径，完成了真正的社会改造。

正确认识农民起义，是历史教育应有之义。今日我们谈农民起义，不能再仅仅停留于“可怜”“血腥”“失败”这些叙事上，更不能再以“稳定”“秩序”为借口，否定他们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社会结构、历史条件、阶级矛盾这些根本点上，重新理解起义的本质。

这不仅是为历史中无名者正名，更是为了警醒后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如果失去了对底层民众的回应能力与改革动力，最终都难逃崩溃的命运。而农民的起义，不是历史的“病灶”，而是社会的“体温计”。

教育必须提供历史真实，而不是塑造统治神话。把农民起义当作“英雄谱”的对立面，是对历史最大的侮辱。只有承认他们的正当性、理解他们的理由、尊重他们的抗争，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曾经如何跌宕，也才能守住其不再重蹈覆辙的底线。

他们不是“暴民”，而是人类正义的觉醒者。历史从不会主动记住农民。他们没有史官，没有家谱，没有豪言壮语留下碑文。但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生命，撕开时代的伤口，让封闭的社会透进一点光。那些起义者，无论胜败，都是对不公世界发出的呐喊。

他们不是天生的反叛者，也不是暴力的热爱者。他们只是长期被剥夺了尊严与土地，被压缩了人生与希望。他们用起义证明：人类不能被无限压迫，尊严不能被无限剥夺，正义不能被无限延期。

历史不是强者写的脚注，而是人民写的血书。而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那一页最深红的笔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