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7章 防汉甚于防川（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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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一阵强烈的肉痛和莫名的恐惧。虽然那是未来清朝的事，但“龙兴之地”、“祖宗根本”被外人夺占，这种冲击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天幕点明，割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柳条边封禁导致东北地广人稀，兵源不足”时，万历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大明的辽东。

“朕的辽东……现在也有女真各部，也有边墙……虽然不像柳条边那样封禁汉民，但若是朝廷不振，边备松弛，会不会也……”他不敢想下去。辽东的建州女真正在努尔哈赤带领下崛起，朝廷虽有关注，但并未真正重视。如果……如果将来大明的“龙兴之地”（指北京及北方）周边，也因为某种原因变得空虚……

“张鲸！张鲸！”万历的声音带着惊惶，“辽东……辽东最新的奏报呢？李成梁那边怎么说？建州卫那边有什么异动？还有，蓟州、宣府的防务，最近核查了没有？”

他第一次如此急切地主动追问边情。虽然很可能只是三分钟热度，过后又会沉迷酒色财气，但此刻，“柳条边之祸”揭示的疆土沦丧之痛，确实刺激了他那麻木的神经。他模糊地意识到，封锁和虚弱，可能会招致无法承受的损失。这或许会让他在对待辽东边事和边军粮饷的问题上，产生一丝极其微弱的、基于恐惧的重视。

煤山，老槐树下。

崇祯皇帝朱由检木然地看着光幕。柳条边的设立、封禁的缘由、“闯关东”的洪流、貂皮贸易的繁荣……这些叙述，在他心中引不起太多波澜。直到最后，“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强占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字眼出现，他死水般的眼神，才剧烈地波动了一下，随即化为更深的、近乎绝望的悲哀。

“原来，丢掉的不仅是江山，不仅是百姓沦为奴畜……连祖宗发祥之地，也守不住，被外寇割去大半……”崇祯的声音轻得像叹息，“这大清，到底干了些什么……闭关自守，防民如贼，最后连门都让人砸了，地都让人占了……”

他想起自己登基以来，辽东战事屡屡失利，丢城失地，虽无如此巨额的割地，但趋势令人绝望。看到未来“大清”连“龙兴之地”都大片丢失，他对自己，对大明的前途，更是感到一片漆黑。连占据中原、拥有“盛世”的大清都落得如此下场，他这个内忧外患、即将吊死煤山的大明皇帝，又有什么可说的？

“或许，从他们修起那道柳条边，把自己和天下隔开的时候，就注定了这个结局吧。”崇祯仰头，望着灰暗的天空，“眼里只有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只有自己那一族一姓的私利，看不见天下百姓的活路，看不见外面虎狼的环伺……这样的朝廷，这样的江山，丢了，或许也是天意……”

他不再看光幕，缓缓将头伸进绳套。天幕最后关于“柳条边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的结语，在他听来，充满了无尽的讽刺。那道边墙的“使命”，就是最终让大片土地沦入敌手吗？罢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他只想快点结束这痛苦的一切，无论死后是魂归何处，还是彻底的虚无。

不同的平行时空，不同的反应仍在继续。

大秦，咸阳宫。

秦始皇嬴政看完，对李斯道：“此清虏之柳条边，与朕之修筑长城，可有可比之处？”

李斯沉吟道：“陛下，皆是为固边。然长城乃为御北方胡骑之大患，倚山险，用民力，联旧城，乃积极防御之策，且并未禁止内民出塞往来。而这柳条边，于国境之内，划地自限，其意在防内（汉民）而非御外，且最终因其封闭导致边防空虚，为外敌所乘。二者目的、效果，迥然不同。可见治国之道，堵不如疏，禁不如导。封闭自限，终非良策。”

赵高道：“陛下修筑长城，北击匈奴，乃是为子孙开万世之太平。这清虏画地为牢，实乃鼠目寸光，自取灭亡。我大秦当引以为戒，对四方胡人，当以征伐、驱逐、筑城移民为策，开疆拓土，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须筑墙自困？”

嬴政微微颔首：“长城之设，乃以攻为守。朕岂会令人自限于一隅？普天之下，莫非秦土。凡日光所照，舟车所至，有力者经营之，何来‘边禁’？对北胡，当持续打击，迫其远遁，迁民实边，方是长久之计。这柳条边，徒惹人笑耳。”

大汉，未央宫。

汉武帝刘彻的反应是强烈的不屑和更坚定的开拓决心。

“可笑！荒唐！”刘彻嗤之以鼻，“守土之道，在于富国强兵，开疆拓土，使敌不敢来犯！岂有关起门来，不许自家百姓进去耕种的道理？那东北黑土，若是朕的，必移民百万，屯田实边，建城设县，将其变为粮仓、马场、兵源之地！届时，莫说罗刹鬼，便是天神下来，也得问问朕手中的剑答不答应！”

他眼中精光闪烁：“卫青！霍去病！看到了吗？保守退缩，只有死路一条！唯有进取，方有生机！对匈奴的战事，给朕再加紧！打下的草原，也要学着经营，不能只赶跑就了事！还有，西域那边，张骞回来之后，更要加大经营力度！朕要让大汉的疆域，远超秦时，让四方之民，皆慕汉化！什么柳条边，那是懦夫的行径！”

卫青、霍去病轰然应诺。刘彻从“柳条边”的失败中，更加确认了自己外向扩张、积极经营边疆政策的正确性。在他看来，强大的国力和进取的国策，才是最好的“边墙”。

大唐，贞观年间。

李世民与群臣的讨论，聚焦于边疆治理的开放与融合。

“魏征，房乔，克明，观此‘柳条边’之策，于我等治理突厥、吐谷浑、吐蕃等边地，可有启示？”李世民问道。

魏征肃容道：“陛下，其策之失，首在狭隘。以一族之私利，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以封闭隔绝为能事，而非教化融合为根本。其视关外为禁脔，视汉民为防范对象，本身就埋下了族群隔阂与边疆虚弱的祸根。我大唐抚有四海，当怀柔远人，视夷狄如一家。对归附之突厥、吐谷浑等部，授以官职，许其内迁，教以礼法耕织，使其渐染华风，成为大唐屏藩。而非如清虏般，划边自限，促生内外之别。”

房玄龄道：“玄成所言甚是。边疆之固，在民不在墙。民聚则地实，地实则兵强。陛下行府兵制，寓兵于农，边境军镇亦大兴屯田，此乃实边固本之良法。对边地贸易，亦当鼓励而非垄断，通有无则民富，民富则国固。清虏为貂皮人参之小利，行封禁之苛政，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终连西瓜地都让人端了，实为不智。”

杜如晦补充：“其策亦警示，需保持战略进取之心。安西、安北都护府之设，非仅为羁縻，更为开拓经营，保持对西域、漠北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若一味封闭自守，则战略主动权尽失，易为外敌所乘。陛下当年平定东突厥后，设立都督府，移民实边，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地广人稀、易遭侵扰的局面。”

李世民颔首：“诸卿之论，深合朕心。治国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对边疆，当以德怀之，以利导之，以力镇之。开放、融合、经营、实边，方是正道。传朕旨意：对各边地屯田、互市、招抚内附等事，需更加重视。凡有提议封锁边地、阻碍商民往来者，皆需严加驳斥。我大唐，当有海纳百川之胸襟，岂可行画地为牢之蠢事？”

李世民的应对，依然是基于其开放的“天可汗”胸怀和务实的边疆政策。他彻底否定“柳条边”代表的封闭、排他、垄断思维，强调融合、经营和实力保障。

开元年间，李隆基的反应则是复杂一些。他既觉得“柳条边”保护“龙兴之地”的初衷可以理解，又对最终导致割地的后果感到惊心。

“这康熙、乾隆，想法倒也……情有可原。”李隆基对杨玉环道，“毕竟龙兴之地，是要留些根本。只是手段太过……太过小家子气，最后弄巧成拙。我大唐龙兴于晋阳，如今亦是繁华之地，何须封禁？”

杨玉环依偎着他：“三郎是圣主，自然处置得当。那些蛮夷之君，怎知其中奥妙。”

李隆基点点头，但心中那点对“胡人”统治思维狭隘性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同时，“割地百里”的惨痛后果，也让他对边防空虚有了一丝更具体的警惕。虽然这点警惕很快又会被享乐欲望淹没，但终究是留下了一点点印记。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注意力，诡异地被“貂皮贸易”和“楚勒罕”市场的描述吸引了。

“貂皮……人参……‘轮蹄络绎，皮市山积’……”赵佶眼中露出感兴趣的光芒，“这关外之地，倒也有些珍奇之物。这‘楚勒罕’盟会，听起来颇为热闹，若能遣画师将其盛况绘下，必是一幅《关市互易图》的佳作。”

他对“柳条边”封禁政策本身，只是觉得“蛮夷多忌”，对其导致割地的严重后果，虽也觉震惊，但更觉得那是“蛮夷无能”、“自食其果”。他完全未能从中看到任何对北宋自身边政（如对辽、夏的妥协、岁币政策）的警示，反而更加沉迷于对奇珍异宝和艺术场景的遐想。在他心中，大宋的文明和富庶，足以应对一切，那些北方蛮夷的蠢事，与大宋无关。

而在黄州，苏轼的叹息，指向了政策与人性的背离。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苏轼望着江水，神色悲悯，“关内百姓，地狭人稠，灾荒频仍，无恒产以为生，焉能不‘闯’？清廷以边墙禁之，以重法绳之，是绝其生路也。然生路岂是柳条与壕沟所能绝？汹汹民意，终将破墙而出。其封禁之策，实是与天下生民求生之本能相抗，岂能持久？”

“至于为保‘国语骑射’而封禁，更是本末倒置。国之存续，在德不在险，在仁不在力，在民心不在旧俗。弃广大土地民心于不顾，独守一二旧俗，犹如舍栋梁而保椽瓦，何其愚也！及至外力侵逼，疆土沦丧，方知封闭自守之害，然悔之晚矣。可叹，可叹！”

苏轼的批判，从人性需求和根本道义出发，认为“柳条边”政策违背了百姓求生和发展的基本人性，也背离了治国以仁德为本的原则，其失败是必然的。

而在另一个时空，辛弃疾的怒火，则完全被“割地百里”的结局点燃，并归咎于统治者的懦弱与无能。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辛弃疾目眦欲裂，捶胸顿足，“百万疆土，祖宗之地，就这么让罗刹鬼割了去？！‘不可肇衅’？啊呸！这就是懦夫！是废物！是爱新觉罗家的不肖子孙！若我辛弃疾在，必提兵北上，与那罗刹鬼决一死战！宁可马革裹尸，也绝不让寸土！”

他将矛头直指清朝后期的统治者：“什么柳条边？那都是借口！根本是武备废弛，军心涣散，皇帝昏聩，大臣无能！看看，关外八旗都被抽空了，用童子充数！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军队，不亡何待？！割地求和，不过是苟延残喘，徒留万世骂名！”

“我汉家儿郎，若主中原，必不以如此懦弱姿态对敌！必励精图治，强兵足食，使四夷宾服，岂有划边自守、任人宰割之理？这柳条边之祸，实乃蛮夷窃据神器、德不配位之必然恶果！唯有光复华夏，重振汉威，方能雪此割地之耻，拓土开疆，复我汉唐盛世之疆域！”

辛弃疾的反应，充满了武将的激烈和民族主义的愤慨。他将割地责任完全归咎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并认为只有恢复汉人政权，才能避免此类屈辱。他的“北伐”理想中，又增添了一项具体目标——收复被沙俄侵占的“故土”。

……

天幕的光芒，在万朝时空各异的目光与思绪中，彻底消散。然而，关于“柳条边”的叙述，那道从“保根本”出发，却最终导致“失根本”的绿色边墙，以及其后隐藏的统治逻辑与战略短视，已深深印入各时空的史鉴之中。

乾清宫的康熙，在极度的痛苦、反思与急召臣工的混乱中，开始重新审视他那道“永行禁止”的谕旨，以及整个对“龙兴之地”的治理思路。

南京的朱元璋，在嘲讽与愤怒中，更加坚定了开拓实边、融合胡汉的积极边疆政策。

北京的朱棣，在警醒中，进一步完善其经营东北、巩固边防的方略。

深宫的万历，在短暂的惊惶中，或许会对边情多一分留意。

煤山的崇祯，在更深的绝望中，将自缢视为对一切无可挽回败局的最终告别。

嬴政更加确信积极对外扩张的必要，刘彻的开拓决心更加炽烈，李世民深化了开放融合的边疆理念，李隆基多了一丝模糊的警惕，赵佶沉迷于对关外珍奇的遐想，苏轼悲叹政策与民生的背离，辛弃疾的怒火与复仇誓言更加炽热……

万朝的历史轨迹，因这面揭示“封闭之祸”的镜子，再次发生了或明或暗的偏转。每一道偏转，都影响着其对“边疆”、“民族”、“统治”与“天下”的认知与实践。而下一片天幕，又将带来怎样的揭示，在已然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投下怎样新的巨石？无人知晓。唯有时间，沉默地流淌，承载着所有已知与未知的因果，奔向那无尽的、已然改变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