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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 一柱中流镇教澜(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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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神父轻轻叹了口气,显然,这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也想知道,为何自己坚守的信仰,在华夏始终难以扎根。

赫胥黎也面露好奇,身体微微坐直,目光落在王拓身上,静静等待着他的解答。

王拓闻言,微微颔首,语若清泉,平和朗声道:“理尔斯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十分中肯,也道出了天主教在华传播艰难的核心症结。”

王拓执盏轻啜,喉间微喟,缓声道:“其实,华夏并非排斥外来宗教,恰恰相反,华夏自上古以来,便秉持‘兼容并蓄、多元并存’的宗教理念,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教派,只要不违背王权、不干预朝政、不破坏民生,都能在华夏立足、传播。这一点,从华夏历史上各教派的传入与发展,便能清晰看出。”

垂眸凝思,理绪定志,再启齿时声线温润:“而这一切兼容的基础,便是儒教所奠定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色——儒教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排斥任何符合民生、顺应王权的信仰与文化。”

“这也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教派能在华夏扎根的重要原因;但儒教作为华夏的精神核心,其‘忠君爱国’‘敬天法祖’的理念,早已成为华夏民众的共识,任何外来宗教,若想在华夏传播,必须顺应这一核心共识,不能与之相悖,而天主教后来的做法,恰恰违背了这一点。”

王拓展眉舒气,清声娓娓道来,详释各教派传入华夏的历史与发展,朗声说道:

“首先说本土的道教,道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巫术、方术,融合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在东汉时期正式成型。张道陵创立天师道,确立了道教的基本教义与体系,是华夏土生土长的宗教,始终与华夏的文化、礼仪、王权秩序深度融合,从未试图凌驾于王权之上,因此自成型以来,便得到历代王权的认可与庇护。”

执盏漱唇,缓颊片刻,声线愈显温润:

“尤其是唐代,李唐皇室尊老子为始祖,将道教提升为国教,使其成为辅助王权治理的重要力量,即便到了后世,道教也始终在王权的管控下,安心修行、教化人心。而道教的发展,也深受儒教影响,道教的‘无为而治’与儒家的‘仁政’理念相互补充,道教的‘修身’与儒家的‘修身齐家’相互契合,二者相互融合,共同服务于王权治理与民生安抚。”

王拓敛神静虑,抬眸望向三人,语含庄重:

“这也正是儒教作为华夏精神核心,对本土宗教的引领与融合作用。《文中子·中说·问易》中‘圣人之教,其可行者,礼义也’的论述,便与道教‘礼敬天地’的理念相呼应,体现了儒道融合的思想。”

“再来说外来教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佛教。”王拓话锋微转,声若清磬,“佛教并非华夏本土宗教,其传入华夏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末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伊存来朝,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华夏最早的确切记载。”

“到了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派遣使者前往西域求法,迎来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修建白马寺,翻译佛经,佛教正式在华夏扎根传播。”

王拓执盏轻酌,润喉之后,声线沉缓:“佛教传入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主动融入华夏文化,顺应华夏的王权秩序,调整自身教义,从不干预朝政,因此得到了历代王权的包容与庇护。“南北朝时期逐渐兴盛,唐宋时期达到顶峰,成为华夏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即便到了后来,也始终与道教、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共同成为华夏文化与王权统治的精神支撑。”

王拓进一步补充,声线笃定的说道:“而佛教能在华夏广泛传播,核心便是主动适配儒教理念——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相通,佛教的‘孝亲’与儒家的‘孝道’契合,甚至佛教主动调整教义,融入‘忠君’思想,顺应儒教所奠定的社会秩序。”

“这也正是儒教作为华夏精神核心,对其他教派的引导与融合作用。正如儒家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儒教不排斥佛教的存在,反而吸收其合理成分,丰富华夏文化的内涵,这种包容特质,也让华夏的宗教体系更加多元。”

“《韩诗外传·卷二》中‘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的论述,与佛教‘孝亲’理念高度契合,也成为儒佛融合的重要纽带。”

“除了佛教,还有其他外来教派传入华夏,比如你方才提及的天主教。”王拓话锋再转,声线清润,“其最早的传入,可追溯到唐朝——唐太宗贞观九年,大秦国(波斯)的景教(基督教聂斯托留派)教士阿罗本便曾抵达长安,获唐太宗接见,获准传教。这是基督教传入华夏最早的确切记载,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传入后始终服从于唐朝王权,不干预朝政,仅在民间与上层人士中传播,得到了唐朝朝廷的包容。”

王拓缓舒眉峰,续道:“元朝时期,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抵达大都,获准自由传教,甚至建成教堂,发展数万信徒,被称为‘也里可温教’。此时的天主教依旧依附于元朝王权,未能形成独立势力,随着元朝灭亡,天主教在华传播也随之中断;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再度来华,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等知识,获得了明朝士大夫的认可,得以在华传教。”

垂眸凝思,继而朗声道:“徐光启、李之藻等官员甚至受洗入教,此时的天主教,也始终坚守‘不干预朝政’的底线,因此得以顺利传播。而这一时期天主教能顺利传播,也与顺应儒教理念有关——利玛窦等人主动学习儒家经典,穿儒服、行儒礼,将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认同儒家的‘敬天法祖’‘忠君爱国’,因此得到了儒士阶层与朝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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