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3章 秘密警察的审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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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床边，坐下来，把手上的血在褥子上擦了擦。然后他低下头，把脸埋在手心里。

他没有哭。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

接下来的几天马尼乌没有再见科德雷亚努。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被拖进他的房间，扔在地上，让他看。

不是同一个人。每一次都是不同的面孔。

有的是他认识的——民族农民党的议员、地方官员、工会领袖。有的是他不认识的——年轻的大学生，穿工装的工人，甚至还有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男孩。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伤。有的轻一些，只是脸上有淤青、嘴角有血痕。有的重一些，断了胳膊、断了肋骨、站都站不起来。

还有的已经不会说话了，只会不停地呻吟，眼睛空洞地瞪著天花板，像一具还没有完全死去的尸体。

马尼乌知道这是在告诉他：你看，你不签字，受罪的就不是你一个人。你扛得住，他们扛不住。

马尼乌坐在床边，看著那些被拖进来又拖出去的人，一言不发。

他的手在发抖。

他在愤怒。

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涌的、几乎要把胸膛烧穿的愤怒。

他想站起来，想衝出去，想抓住科德雷亚努的脖子问他：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良心那些人做错了什么他们不过是想要一块地，想要一份工资，想要活著——就这些，就这些而已！

马尼乌坐在床边，看著那些人被拖进来，又看著那些人被拖出去。

而在马尼乌看不见的地方——在这栋大楼的其他房间里，在布加勒斯特的其他拘留所里，在克卢日、雅西、蒂米什瓦拉、康斯坦察——审讯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著。

马尼乌没有被用刑。不是因为他运气好，是因为科德雷亚努不敢。

马尼乌太有名了。他在罗马尼亚的声望太高了。杀了他，或者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伤痕，卡罗尔二世没法向外界交代。

马尼乌可以死，但不能死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

他只能死在监狱里，“因病去世”，或者“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这些都是体面的死法，能给外界一个交代。

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米哈伊波普，民族农民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被关了三天之后，死在了审讯室里。

官方记录上写的是“心臟骤停”。但参与审讯的人私下里说，他是在被连续审讯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又被电击了三次，心臟承受不住了。

格奥尔基米罗內斯库，前首相，马尼乌的亲密盟友，七十一岁。

他没有被打——打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传出去不好听。

但他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穿著单薄的衣服，在零下的温度里关了五天。他被放出来的时候，浑身发紫，已经说不出话了。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但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维克多布內斯库，议会党团领袖，四十五岁。他是少数几个扛住了没有开口的人之一。秘密警察把他吊起来，用浸了盐水的鞭子抽他，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他始终没有说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了黑海沿岸的秘密监狱，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康斯坦丁蒂特尔，布加勒斯特市委负责人，三十八岁。他没有扛住。在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之后，他开口了。

他说出了几个名字，几个地址，几个联络方式。第二天，又一批人被捕了。其中有一个是他大学时的同学，两个人曾经一起在咖啡馆里討论过马克思和列寧。

蒂特尔变节之后，被秘密警察放了出来。他们让他继续跟以前的人保持联繫，继续参加地下活动，然后把每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都报告给秘密警察。

他照做了，而这样的人，不止蒂特尔一个。

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一个人开口了，他供出来的名字被逮捕了，新的人被带进来，新的人又开口了。链式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倒倒一片。

有些变节者后来被秘密警察发展成为线人，穿著便衣，回到原来的单位、原来的社区、原来的朋友圈子里，继续替秘密警察搜集情报。

但也有一些人，在变节之后，后悔了。

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年轻人，是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二十二岁。他被捕之后，挨了一顿打，就开口了。他说出了他在学校里认识的几个同情共產党的同学的名字。第二天，他的两个同学被捕了。

安德烈被释放后，回到学校。他的两个同学没有回来。他在走廊里遇见他们的朋友，那些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

安德烈受不了了。

第三天晚上，他买了一瓶老鼠药，全部吞了下去。死之前，他写了一封遗书，只有一句话：“我不配做一个人。”

这封遗书被秘密警察没收了，没有交给他的家人。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急性肠胃炎”。

马尼乌不知道这些事。

马尼乌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只要他不开口，不签字，不认罪，他就还是那面旗。

那些被拖进他房间里的人，那些被打得半死的人，那些在刑讯室里尖叫的人——他们不是目標，他们是筹码。是用来撬开马尼乌这张嘴的筹码。

科德雷亚努深諳此道。

“你不打他。”他对自己的手下说过。“你打他身边的人。你让他看。人这个东西，最受不了的不是自己疼，是看著別人疼。尤其是他看著那些因为他而疼的人。”

科德雷亚努每隔一天来一次。每次来，都会带一张新的供词，放在马尼乌面前。

“马尼乌先生，想好了吗”

马尼乌看著他，不说话。

科德雷亚努也不生气。他把供词放在床上，站起来，拍拍裤子上那並不存在的灰尘。

“没关係。你慢慢想。我们不急。”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对了，你的那个老朋友，米罗內斯库——你知道的，前首相——他的身体不太好。我们给他换了一个房间，暖和一点的。但是你知道，人老了，有些事情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