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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9章 弗里尔的假期(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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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点,柏林东区的一栋工人住宅楼里,弗里尔贝克斯被闹钟吵醒了。

他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愣了几秒,然后才想起来——今天是他年假的第一天。

弗里尔翻了个身,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烟。

烟盒旁边放著一本书,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德文译本,建设出版社发行,封面是一幅黑白木刻:

一个持枪的士兵站在山脊上,背后是硝烟瀰漫的天空。

弗里尔拿起那本书摩挲著封面上士兵的轮廓,看了看昨晚夹书籤的那一页,又放了回去。

厂子里面已经组织好了,今天集合一起出发去海边旅游。

弗里尔今年三十四岁,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五级装配钳工。

五年工龄,八年党龄,三个孩子。

厂里的人提起弗里尔都说——他干活是一把好手。

弗里尔推门走进阳台,隔壁的舒尔茨大叔已经在他家的阳台上面刷牙了。

“弗里尔,今天去海边”

舒尔茨嘴里含著牙刷,含混不清地问。

“嗯。和库尔特他们一起去。”

“好时候啊。

多拍几张照片,回来给我看看。

我儿子也在那边疗养,说不定你们能碰上。”

舒尔茨吐掉泡沫擦了擦嘴,

“你是不知道,我年轻那会儿——別说疗养了,连病假都不敢请。请一天假扣三天工资,怕丟了饭碗。

哪像现在,厂里主动催你休假,还给你报销路费。”

弗里尔笑了笑。

他和舒尔茨閒聊一阵一致后就出来回到自己屋里,妻子赫尔塔已经把旅行袋收拾好了。

她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理髮师,在区合作社理髮店上班。

赫尔塔正弯腰往袋子里塞孩子们的换洗衣服。

“你那条蓝格子的泳裤我已经塞进去了,在侧袋里。

还有你的刮鬍刀、哦对了,工会发的旅行券也塞你钱包里了,別弄丟了。”

“知道了。”

“孩子们的救生圈呢”

“在阳台上晾著,干了我就去拿的,不会忘。”

赫尔塔直起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弗里尔,你倒是把你那本书装好啊你不是说要在火车上看吗”

弗里尔这才想起那本海明威的书还没有塞进包里。

他走回臥室,从床头柜上拿起书翻开扉页——建设出版社的版权页上印著一行小字:

“本书首印二十万册。”

弗里尔想起了前几天在《红旗日报》上看到的新闻:

这本书在德国、苏联、法国、义大利等十七个国家同步发行,首日销量破百万。百万读者。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弗里尔不是爱读书的人。

上次从头到尾读完一本小说还是挺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他刚当上班长,在去维也纳开会的火车上翻完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但这回不一样。

厂里的青年团员在车间里那场爭论,让他动了买书的念头。

几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小伙子爭论海明威算不算社会主义作家,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弗里尔在旁边听了一耳朵,心想还是自己买来读读最省事。

他到合作社书店排了四十分钟队才买到一本书。

之后工人委员会的夏伊德曼同志在支部会上提了一句,说这本书写的是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打仗的事。

弗里尔就想起了自己也参加的那场西班牙解放斗爭。

他们来的是第二志愿旅——不光柏林第一机械厂,全德国的工厂、农庄、机关都在几天內抽调人。

那时候的弗里尔报完名回到车间的时候,他的车床上已经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著:

“弗里尔同志,放心去,加油!”

弗里尔把书塞进旅行袋侧袋,拉好拉链,弯腰繫鞋带。

窗外的柏林在东方的晨光里渐渐清晰起来。

远处亚歷山大广扬上的电视塔还在施工,钢架在朝阳下泛著金色的光。

弗里尔系好鞋带,提起旅行袋。外面传来库尔特的喇叭声。

他们下楼。

赫尔塔锁好门,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尔走在最后面,提著两个旅行袋,肩上还挎著一个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车子发动了。

弗里尔坐在副驾驶座上,望著窗外。

柏林在身后慢慢退去——先是东区的老住宅楼,外墙刷著淡黄色的涂料,阳台上摆满了天竺葵;然后是解放的公园,晨练的老人正在溜达;接著是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两侧的栗子树开满了花。

库尔特开得不快,正好让弗里尔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见一家书店门口排著长队——大清早的,才七点多。

队尾已经拐过了街角。

队伍里多数是穿著工装的年轻人,也有些人穿著白衬衫的机关干部。

“这些人是在等什么”他问。

“海明威,那本《丧钟》。今天有新书发布会,据说有编辑现场签售。

再说排队买书的有几个是为了签名他们就是想早一点拿到书。”

开车的库尔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两个小时才买到。她读到凌晨三点,今早起不来床了。”

弗里尔笑了。

“你看完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妻子赫尔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后哭了一场。”她说,

“那个罗伯特乔丹……他明明可以撤退,为什么要留下”

赫尔塔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髮师,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赫尔塔在店里给顾客理髮时总会和他们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价,有时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著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我听著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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