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3章 小卖部里的三个女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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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胡说八道。”老伴说，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咬得很死，“你是不是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看多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三个姑娘死了小半年了，你在这儿编什么故事？”

孙阿姨急了，拍着桌子站起来：“你才老糊涂了！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你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孙桂香什么时候撒过谎？你跟我过了三十年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老伴不说话了。他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上去，把灯关了，拉着孙阿姨出了门。外头冷，风灌进脖子里，孙阿姨缩了缩肩膀。老伴走在前头，她在后头跟着，两个人的影子在路灯底下拉得老长。走到六号楼底下的时候，孙阿姨的脚步顿了一下。她抬头往二楼看了一眼。中单元那扇窗户黑着，黑得像一个洞，什么也看不见。

老伴回头瞪她：“走，别看了。”

孙阿姨是那种憋不住话的人。第二天，隔壁卖水果的老李来买烟，她跟老李说了。第三天，来买酱油的刘婶站在柜台前头听了半个钟头，酱油瓶子搁在柜台上忘了拿走。一个礼拜之后，整个小区都知道了——六号楼那三个死了的姑娘，夜里跑到小卖部打电话了。

有人说孙阿姨撞邪了，有人说她是编故事，有人说她就是想红。可更多的人信了。因为孙阿姨说的那些细节太真了——那女孩在电话里说的话，那姓郑的保安，那翻窗进来的刀。这些事儿，孙阿姨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太太，从哪儿知道的？

小区里炸了锅。天黑之后没人敢出门，六号楼底下连野猫都不去了。有人绕道走，有人搬走了，有人在门上挂了桃木剑，有人在枕头底下压了剪刀。社区的人来找孙阿姨谈话，让她别瞎传了，她梗着脖子说我没瞎传，我说的是真事。有人说她造谣，她拍着柜台说你才造谣，你们全家都造谣。

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

两个女警察，年轻的，二十出头，制服穿在身上还不太合身，帽子压着眉毛，表情严肃得很。她们把孙阿姨请到了派出所，坐在硬板凳上，面前搁着一杯水，凉的。她们把电话记录调出来，打印在一张A4纸上，推到孙阿姨面前。

“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这部电话没有任何呼出记录。”女警察的声音硬邦邦的，像是从喇叭里放出来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

孙阿姨看了一眼那张纸，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她不认识几个字，可她看懂了那个表格，看懂了一排一排的空格。她拍着桌子就哭了。哭得惊天动地，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声音在审讯室里来回撞，嗡嗡的。

“你们欺负人！我这么大岁数了！我骗你们干嘛！你们去小区问问，我孙桂香什么时候撒过谎！那三个姑娘就站在我柜台边上打的电话！我亲耳听见的！你们不信我，我撞死在这儿得了！”

两个女警察面面相觑。一个给另一个使眼色，另一个站起来出去了。孙阿姨还在哭，哭得喘不上气，眼泪滴在那张A4纸上，把墨洇花了。

后来进来一个老警察。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嘴角往下耷拉着，可眼睛不凶。他端着一杯热水，搁在孙阿姨面前，杯子是白的，水是烫的，杯壁上凝着一层水珠。

“阿姨，别哭了。”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慢，“喝口水，慢慢说。”

孙阿姨擦了擦眼泪，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烫，她嘶了一声，把杯子放下了。老警察坐在她对面，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又塞回去了。

“阿姨，您把那天晚上的事再跟我说一遍。从头说，一个字别落。”

孙阿姨说了。从十一点关门说起，从零钱摊了一桌子说起，从那三下敲门声说起。说到那三个女孩站在门口的时候，老警察的手指头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说到那女孩在电话里说“姓郑的保安”，老警察的手指头停了。

“阿姨，您说那个保安姓什么？”

“姓郑。”孙阿姨抹了一把眼泪，“她说就是她们KTV的保安，姓郑，一直缠着她们，拿刀翻窗进去的。”

老警察没说话。他站起来，出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上头盖着红章。他从里头抽出几张照片，摆在孙阿姨面前。是三个女孩生前的照片，生活照，不是在现场拍的，是在街上拍的，在商场里拍的，在公园里拍的。三个人笑着，搂着肩膀，冲着镜头比手势。

孙阿姨看了一眼，指着中间那张说：“就是她。就是她给我打的电话。个子最高的那个，穿银色羽绒服的那个。”

老警察又问：“您认识她？”

“不认识。没见过。我都没去过她们那KTV。”

老警察把照片收回去，装进档案袋里。他给孙阿姨又倒了杯水，说：“阿姨，您先回去。这事儿我们查查。您别跟外人说了。”

他拿出一张纸，让孙阿姨签了字。孙阿姨不认识那上面写的什么，老警察说是保密协议，她不懂，老警察说您只要不跟别人说这事儿就行，她就点了头。

后来的事，是小区里传开的。

派出所把那个姓郑的保安叫来问话。一开始他不认，坐在审讯室里跷着二郎腿，说你们凭什么抓我，说我有不在场证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老警察坐在他对面，不紧不慢地抽烟。抽完一根，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碾灭了，开口了。

他说：“你信不信，那三个姑娘托人报了警？”

姓郑的保安愣了一下。二郎腿放下了，脚踩在地上，膝盖并拢了。

老警察说：“她们借了个电话，打给家里，说你姓郑，说你翻窗进去的，说你拿的刀。你说，她们是怎么知道的？”

姓郑的保安的脸白了。不是慢慢白的，是唰的一下，像有人把血抽走了。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往外冒，先是一层细密的，然后汇成大的，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膝盖上。手攥着椅子扶手，攥得骨节发白，扶手在抖，椅子的腿在地上蹭，吱嘎吱嘎响。

他全撂了。怎么杀的，从哪儿翻的窗，用的什么刀，刀扔在哪儿了，一五一十，全说了。说的时候声音在抖，嘴唇在抖，整个人在抖，椅子跟着抖，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挪。

案子破了。

小区里的人都说，是那三个姑娘借小卖部的电话报了警。有人说孙阿姨胆子大，有人说孙阿姨命硬，有人说那三个姑娘是托了她。孙阿姨的小卖部更热闹了。来买东西的人都要问一句：“阿姨，您真看见她们了？”孙阿姨就放下手里的东西，推推老花镜，把那天晚上的事从头讲一遍。讲到那女孩说“妈，您一定得给我伸冤”的时候，她的声音会低下去，低得像是在说一件不该说的事，像是怕什么人听见。

有人问她怕不怕，她说当时怕，后来不怕了。

“她们不是坏人，”她说，手指头在柜台上敲了敲，指甲盖泛着光，“她们就是想打个电话。”

小卖部后来一直开着。六号楼那间房子还空着，门上还挂着锁，锁眼里还塞着蜡。可孙阿姨不怕。她说那三个姑娘再没来过。

“她们走了，”她说，眼睛往门外头看了一眼，外头是空荡荡的小区路，路灯昏黄黄的，照着水泥地上的裂纹，“打完那个电话就走了。”

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儿。也许回家了，也许去了该去的地方。也许就在某个夜里，她们还站在某条街上，某盏路灯底下，想借个电话。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敢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