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5章 信什么（1/2）

1982年4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里多了一摞新杂志，是周慧芳帮他订的。

有美国的《电影评论》，有法国的《电影手册》，有日本的《电影旬报》。

还有几本香港大学的电影研究期刊。

他一本一本翻过去。

《电影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八十年代好莱坞的价值观转向”。

文章，七十年代的好莱坞是“反英雄”的时代，《教父》里的迈克尔、《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斯，都是挣扎的、迷茫的、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风向变了。《夺宝奇兵》里的琼斯、《星球大战》里的卢克，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信什么的人。

观众不再想看迷茫，他们想要一种确定性的相信。

《电影旬报》上有一篇讲日本电影的。

文章，日本电影在六十年代是“愤怒的时代”，大岛渚们愤怒地批判一切；

七十年代是“虚无的时代”，观众什么都不信了；

八十年代呢？

还没有答案。

他放下杂志，又拿起那本《电影手册》。

里面有一篇访谈，受访者是特吕弗。

记者问他：“您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特吕弗：“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时，是真的。”

赵鑫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

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时，是真的。

信什么？

1982年5月，凤凰木开花了。

满树的红花，像一把巨大的伞，把食堂门口的石板遮得严严实实。

威叔照例在树下摆那块石板。

照例摆上那些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徐凤的娘惹糕、邓丽君的开盘带、顾家辉的五线谱、黄沾的歌词、许鞍华的铅笔、周慧芳的报表、那瓣花的信封、陈伯的铁盒。

还有三个橘子。

谭咏麟又拿来一袋新橘子，比上个月那袋还大。

“威叔，我下个月去美国。”他，“《船票》要在纽约上映了。”

张国荣也来了。

他把笔记本翻开，放在石板上。

第十二轨：铁盒。

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是槟城阿伯寄来的。

照片上，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圆桌吃饭，桌子中间，摆着那个铁盒。

徐凤的食盒里，换了新的娘惹糕，还有一封邓丽君的信。

她还在永春，又录了两位老人的歌，一个九十六，一个九十二。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过来。

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折痕已经快磨破了。

“第二十三版。”他，“新加坡那边，可以压碟了。”

黄沾把那瓶茅台，往石板上一顿：“老顾，这瓶酒，等《故土之心》首映那天开。”

许鞍华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支红蓝铅笔。

笔杆还是那支，笔尖又削过几次，短了一截。

“分镜写完了。”她，“第八十二场。最后一场，是那个老人在凤凰木下等人。”

周慧芳最后一个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表。

“1982年第一季度，鑫时代出品电影一部，《船票》，成本一千二百万，亚洲票房一千八百万。还在放，还没完。”

她把报表，放在石板上。

赵鑫站在人群后面，听她念完。

他走过去，蹲下来，看着石板上那些东西。

又多了几样。

谭咏麟的新橘子。

槟城阿伯的新照片。

邓丽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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