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3：粮站的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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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镇上那个粮站，这是我从小就不喜欢的地方。

小时候，每到夏天收粮的季节，我爹就会把我从睡梦中拽起来。

天还没亮，露水还挂在草叶上，生产队的晒坝里已经排起了长队。板车、箩筐、麻袋，一溜儿摆开，像一条灰扑扑的长龙。空气里弥漫着新粮的香气，混着汗味和牛粪味，说不上好闻，但有一种踏实的、属于土地的味道。

我爹把板车往队伍里一靠，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交粮的数目。

他看了又看，生怕看错了。

我娘在旁边嘀咕：

“少交点吧，咱家也不宽裕。”

我爹瞪了她一眼：

“少交？上面有数呢，少了去补？”

那时候交公粮，是有指标的。

每家每户按人头、按田地，算出该交多少。

多了不退，少了要补。

补的不是钱，是粮。

粮从哪儿来？

从嘴里省。

所以我们家每年都要交两次粮。

一次是夏粮，小麦；其次是秋粮，稻谷。

每次交粮，我爹都要提前几天把粮食晒了又晒，扬了又扬，恨不得一粒一粒地拣过。

可到了粮站，还是免不了一顿折腾。

粮站的人，那时候在我们眼里，就是“官老爷”。

他们穿着蓝布工作服，戴着草帽，手里拿着一根铁签子，往麻袋里一插，拔出来看看上面的粮食，又放在嘴里嚼一嚼，然后面无表情地说：

“潮了，拿回去晒。”

“潮了”两个字，轻飘飘的，可对种地的人来说，重得像一座山。

晒了一整天的粮食，他们说潮就是潮。

你跟他理论？

没用的。

他们手里有权力，你要是不服气，嘿，他一句话：不收。

你是没有办法的？

我爹有一次急了，说：

“我这粮食晒了三天了，太阳毒得很，怎么还潮？”

那个收粮的年轻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我爹站在原地，脸涨得通红，手捏着麻袋口，指节都白了。

我娘拉了他一下，低声说：

“算了算了，拿回去再晒晒。”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在粮站门口的晒场上，把几百斤小麦重新摊开，在烈日下晒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爹蹲在粮站门口的大槐树下抽烟，一口接一口，烟头明灭，像他心里的火。

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爹一直让我们好好读书，一定要走出农村的动力了吧！

后来，粮站更是引进了新设备——一台大功率风簸箕。

这是我从小对于电气化时代的恐惧。

那设备，风一吹，瘪的、轻的、夹杂的草屑，统统吹出去，只留下饱满的粮食。

风太大了，好粮瘪粮一起吹，吹出去的比留下的还多。

我爹心疼得直跺脚，可又不敢发作。

粮站站长站在旁边，背着手，面无表情。我爹扛着空麻袋出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麻袋往板车上一扔，闷头往回走。

我跟在后面，看见他的后背被汗水湿透了，肩膀上的皮晒得通红，一层一层地掉。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别种地了。

可我爹说：

“一辈子农民，不种地？我们吃啥？”

“你不是有技术吗？出门打工挣钱比种地强啊？”

我说道。

“是，但是我走了，这些庄稼你娘一个人弄不过来，还有你们两姐弟，以后咋整，我一走就是一年，那你们在家有个什么事儿？都没有人撑腰不是。”

“您在家，也不一样，只是换个人来欺负咱而已。”

“唉，这好歹剩下的，还能吃，还能喂鸡喂猪不是。”

粮站的位置，在镇子东头，离清水河还有一段距离，可能是为了不被洪水淹着了。

院子很大，足有四五亩，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拉着铁丝网。

大门是铁栏杆焊的，刷着绿漆，门楣上写着“XX镇粮站”四个大字，红漆已经斑驳了。

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比进士村桥头那棵还粗，三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

老人们说，那棵树是清朝时候种的，几百年了。

槐树下有一口井，井水冰凉爽口。

交粮的人排队排累了，就去井边打水喝。

粮站的人不让，说井水是他们的。可排队的人不管，你一瓶我一壶，打了就走。后来粮站的人索性把井口用铁皮封了，只留一个小口，够抽水机管子伸进去。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喝过那口井的水。

粮站的仓库是一排青砖大瓦房，屋顶很高，窗户开在接近房顶的地方，里面堆满了麻袋，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堵堵墙。

仓库里常年不见阳光，有一股霉味和粮食混合的特殊气息，说不上难闻，但让人闷得慌。

每到收粮的季节，仓库外面的晒场上就挤满了人。

板车、牛车、手推车，横七竖八地停着。

晒场边上搭了一个凉棚，棚子里有几条长凳，供排队的人休息。

可凳子太少，大部分人都蹲在地上，或者坐在自己的箩筐上。

孩子们在晒场上追逐打闹，被大人们呵斥。

那时候，粮站就是小镇的中心。

它的地位，比现在的超市、商场还要高。因为它是公家的，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收粮的人穿戴整齐，胸前别着徽章，说话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而交粮的农民，灰头土脸，低声下气。

这种不对等，在那个年代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人觉得不妥。

我爹每年交完粮回来，都要坐在堂屋里喝闷酒，拍着桌子骂：

“老子种地种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看他们的脸色！”

骂完了，第二天照样早起，照样把粮食拉到粮站，照样赔着笑脸递烟。

这就是日子。

那场大火，发生在九几年的秋天。

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那年我刚上初中，秋收已经结束了，交粮的忙碌也过去了，粮站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留守的工作人员。可那天夜里，那场火，烧得整个镇子都亮了。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写作业。

我爹在院子里劈柴，我娘在屋里缝补衣服。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吵嚷声，接着有人拍我家大门：

“快起来！粮站着火了！”

我爹扔下斧头，拉开门就往外跑。

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扣扣子。

到了镇上，看到粮站方向冲天的火光，红彤彤的一片，把半边天都烧透了。空气里飘着一股焦糊味，呛得人嗓子发紧。

等我们跑到粮站门口，那里已经围了很多人。

火舌从仓库的窗户里往外蹿，舔着屋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屋顶的瓦片被烤得炸裂，一块一块往下掉，在水泥地上摔得粉碎。

院子里那棵大槐树，树枝被烤得卷曲了，叶子在高温里打蔫，有几根小的枝条已经着了火，像一根根点燃的蜡烛。

粮站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工作人员正在往外搬东西——不是粮食，是账本和办公用品。

粮食太大了，搬不动，也来不及搬。

站长站在门口，脸色煞白，对着救火的人喊：

“别靠近仓库！里面全是粮食，烧起来就完了！”

可火已经烧起来了。

最先着火的是西边那间仓库，紧挨着配电室。

后来听说是电线老化，短路打了火，引燃了堆在墙角的一堆麻袋。麻袋是黄麻的，干燥易燃，一点就着。等值班的人发现时，火已经烧上了房梁。

镇上的消防队来了。

说是消防队，其实就是一辆老旧的消防车，十几个消防员，加上一些编外人员。

水管接上了，可水压不够，水柱只能打到仓库的外墙，够不着房顶的火。

站长急得直跺脚：

“快想办法！快想办法！”

有人提议从井里抽水。

可井口被封了，只有一个小口，抽水机的管子伸不进去。几个年轻人找了锤子、钢钎，几下把铁皮砸开了。井口露出来，一股凉气扑面而来。

消防员把水管直接插进井里，启动水泵，水终于能打上去了。

可火太大了。

火苗从仓库的天窗里蹿出来，在半空中跳着舞，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魔鬼。

热浪滚滚，逼得人不敢靠近二十米以内。烧焦的粮食味越来越浓，夹着一股说不出的刺鼻味——有人说是粮食受热后产生的气体，吸多了会中毒。

站长让围观的人退远些，不要靠近。

可没人听他的。

大家都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何帮起。

有人提着桶去接水，一桶一桶地往火里泼，那点水浇上去，连个响动都没有，就被蒸发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火没救了的时候，粮站的张会计忽然冲了进去。

张会计叫张德贵，四十来岁，瘦高个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平时文文静静的，说话慢条斯理。

他在粮站干了快二十年，对仓库里的每一袋粮食都清清楚楚。

可谁也没想到，他今天会做这么冲动的事。

他冲进去的时候，头上顶着一床湿棉被，手里还提着一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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