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3：粮站的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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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猫着腰，沿着仓库的墙根往里面跑。

有人在后面喊：

“张会计！你不要命了！”

他头也没回。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救人的。

仓库里面，还困着一个人——粮站的临时工，姓李，外号“老李头”。

老李头是个孤寡老人，六十多岁，腿脚不好，平时就在粮站看门、打扫卫生。

着火的时候，他正在仓库里面睡觉。

也许是被烟呛醒了，也许是根本没醒，反正等大家发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了。

张德贵跟老李头关系好，两人常在一起下棋。

火着起来的时候，张德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李头。有人说老李头可能回去了，有人说他没出来。张德贵不管，他要去看看。

他顶着湿棉被，在浓烟和烈火里摸索着往前走。

火光照亮了半边仓库，里面全是烟，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

他大声喊着老李头的名字，嗓子都喊哑了。

终于，在仓库的角落里，他听见了一声微弱的回应。

老李头蜷缩在一堆空麻袋后面，被烟熏得迷迷糊糊，已经快不行了。

张德贵把湿棉被往老李头身上一披，背起他就往外跑。

跑出去的时候，一根烧断的木椽子从头顶落下来，砸在他肩膀上，他闷哼一声，脚步都没停，硬是冲了出来。

他们出来不到两分钟，仓库的房顶就塌了。

后来张德贵被送到卫生院，肩膀上的烧伤挺严重的，住了大半个月。

老李头吸了一肚子烟尘，在医院躺了两天，也慢慢好了。

有人问张德贵：

“你当时不怕吗？”

他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

“怕。可人就在里面，不救，我心里过不去。”

这话说得平平淡淡，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心里一热。

那场火烧到天亮才被扑灭。

西边那间仓库几乎烧成了空壳，里面存放的三十多万斤稻谷，全毁了。

紧挨着的两间仓库也受了损失，但不是太严重。

院里的那棵大槐树，被烧秃了一大片，原本浓密的树冠，现在像被狗啃了一样，东缺一块西缺一块。

可两间主要仓库保住了。

附近的村民都来帮忙，有的帮着搬粮食，有的帮着抬水，有的帮着清理烧塌的砖瓦。

天亮的时候，粮站院子里一片狼藉，到处是烧焦的粮食、碎瓦片、黑乎乎的水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又焦又潮的怪味，久久不散。

站长站在废墟前，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

他嘴里反复念叨着：

“完了，完了，这可怎么交代。”

后来上面来了调查组，结论是电线老化短路，加上值班人员巡查不到位，属于责任事故。

站长被撤了职，那个值班的人也受了处分。

张德贵因为救人，受到了表彰，可他自己并不在意，说：

“我这辈子就这一回。”

说完，又低头看他的账本去了。

老李头后来被安排到了敬老院，不用再看门了。

可他还是隔三差五跑到粮站来，坐在大槐树底下，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人问他来干嘛，他说：

“看看。”

看什么呢？

谁也不知道。

也许他是在看那棵被烧秃了的槐树，慢慢地又长出了新枝。

粮站后来还是继续收粮，可风气慢慢变了。

九十年代末，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不用再交公粮了。

种地的农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我爹高兴得喝了两顿酒，逢人就说：

“这回好了，不用看人脸色了。”

后来，粮站改制了，从那以后，粮食买卖变成了市场行为。

你可以卖给粮站，也可以卖给私人粮贩子。

价格差不多，但粮贩子上门来拉，不用自己送。

我爹说：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再后来，粮站彻底关门了。

院子里长满了草，大槐树还在，井口封上了铁皮，铁门生锈了，锁也打不开了。

偶尔有小孩子趴在门缝里往里看，说里面闹鬼。

我告诉他们，那里面没鬼，只有一堆旧回忆。

可惜他们听不懂。

前年我回老家，路过粮站，发现大门上贴了一张“危房请勿靠近”的告示。

院墙塌了一角，从豁口往里看，仓库的屋顶已经塌了，露出几根烧黑的房梁。

那棵大槐树居然还活着，比从前更粗了，树冠遮住了小半个院子。只是树干上有一大片焦黑的痕迹，是当年那场火留下的伤疤。

我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个老人从豁口里钻了进去。

仔细一看，是老李头。

他的背更驼了，走路颤颤巍巍的，可还是坚持要进来看看。

他在大槐树下站定，仰头看着树冠，看了很久。

我走过去喊了一声：

“李爷爷。”

他转过头，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

“你是谁家的？”

我说了名字，他想了很久，终于想起来：

“哦，老黄家的。”

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爹那时候交粮，老是跟收粮的吵架。”

我笑了笑，没接话。

他在槐树底下的石墩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燃，抽了一口，又掐灭了。

看着废墟，忽然说了一句：

“那年要不是张会计，我就烧死在里头了。”

我知道他说的张会计是谁。

张德贵前年去世了，肝癌，发现就是晚期。

他走的时候，老李头去送了，在医院门口站了一整天，没进去。

他说：

“他不认识我了，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把老骨头。”

“那你还记得他？”

老李头没回答。

风从围墙的豁口里灌进来，吹得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颤颤巍巍地往外走。

走到豁口处，他忽然停下来，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

“记得。到死都记得。”

然后他走了。

我站在槐树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

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斑斑驳驳的，落在烧焦的房梁上，落在那口被封死了的井上，落在锈迹斑斑的铁门上。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后来，我家把一部分地租给了邻村一个种菜的。

那人姓周，种番茄是一把好手。

他承包的那几亩地，番茄结得又大又红，咬一口，沙瓤的，甜得很。

我爹跟他学了不少技术，后来自己种的番茄也不差。

可市场上的番茄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种一季下来，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再后来，我爹也不种番茄了。

种水稻、种玉米，够自己吃就行。

多余的时间，去镇上打打零工，一天也能挣个几十块。

去年过年，我跟我爹聊起粮站的事。

他端着酒杯，沉默了很久，说：

“那时候，我恨透了粮站那些人。”

我说：

“现在呢？”

他想了想，说：

“现在？现在连人都找不到了。那个收粮的年轻人，后来听说调到县里去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你原谅他了？”

我爹把酒杯放下，笑了一下：

“原谅不原谅的，就那么回事了。人家也是混口饭吃。”

窗外，“噼里啪啦”的，像是在跟旧年告别。

也是跟那个时代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