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 大国改革（四）（2/2）

作为朱高燧的嫡长孙，他自五岁起便遵循大明皇室教养的规范接受系统训练：每日卯时诵读《论语》《中庸》，辰时学习《皇明祖训》与历代典章，午时旁听内阁议事，未时练习骑射与算学，酉时复盘当日政务得失。

这种近乎复刻明国太子朱高炽的培养模式，虽让他对封建官僚体系的运转逻辑烂熟于心，却也使其对基层实际问题的认知多源于奏章汇总，而非亲身体验。

朱高燧为扬国奠定的制度根基，深刻影响着朱祁铸的改革选择。这位朱棣的第三子，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政治定位，既不同于大哥朱高炽的仁厚守成，也异于二哥朱高煦的刚愎激进。

就藩满剌加后，他创造性地将大明的科举制度与南洋的贸易环境结合：保留“四书五经”的考试核心，却增设“算学”“海商法”“异域风物”三科；沿用“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体系，却规定“凡考中进士者，需先在商栈、港口历练三年，方可入仕”。

这种“以文统商、以商养文”的模式，让扬国在立国初期便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本，其都城的“崇文馆”藏书量居联邦各国之首，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外交、贸易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但文化优势的另一面，是工业体系的滞后。扬国的钢铁产量长期停留在联邦六大强国末位，其最大的国营钢铁厂仍采用传统的冶炼方式，效率不足虞国同规模工厂的三成。

纺织业虽依托满剌加的港口优势远销南洋，却因缺乏蒸汽动力技术，布匹质量与产量始终落后于越国。

朱瞻壕主政期间，曾三次试图引入虞国的工业技术，均因保守派官员的反对而搁置。这种“重文轻技”的倾向，使得扬国虽凭借文化影响力与贸易网络稳居大国之列，却在工业实力上与虞国、越国逐渐拉开差距。

朱祁铸接手政务时，扬国的核心矛盾已清晰可见：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工业技术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对行政效率的掌控，与新兴商人阶层对技术革新的需求产生冲突。

他在东宫议事时多次强调：“扬国若仅恃文名，迟早沦为他国附庸。”但他也知道，直接触碰工业体系的改革，必然引发文官集团与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弹，那些依靠传统手工业作坊获利的官员，绝不会轻易放弃对技术引进的阻挠。

经过半年的幕僚会议推演，朱祁铸确定了“先立后破”的改革路径：以文化产业为支点，积累改革资本与社会共识，再逐步向工业领域渗透。这一策略既符合扬国的资源禀赋，也契合他“稳健为先”的执政风格。

改革的第一步，是将文化产业系统化、规模化。朱祁铸颁布《扬国文化振兴令》，明确将“崇文馆”改组为“国家研究院”，下设经学、史学、文学、译学、工艺五所，其中“译学所”专门负责翻译世界上除了大明联邦之外其他国家的典籍着作。

并规定“凡译着需附扬国学者的批注，阐明其与华夏传统的异同”。这一举措打破了此前“仅许翻译科技类书籍”的限制，让各类思想得以在扬国合法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