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南下的人（1/2）

过了黄河，天地变了一个样。

不是景色变了——河两岸都是北方的平原，都是冬天的枯田，都是灰蒙蒙的天底下铺着灰蒙蒙的地，看上去没什么两样。变的是气氛。

河南岸走的时候，路上的人是往东跑的——从济南方向往登莱方向，离京城远一步是一步。那些人脸上的表情是慌的，但慌里带着一种“还来得及“的侥幸，好像只要往东多走几步，鞑子的铁骑就追不到了。

河北岸不一样。

过了河，往北走了不到半天，路上开始出现往南跑的人。

和河南岸那些人的方向相反——这些人是从北面来的，从直隶来的，从京畿来的。他们不是往东跑，是往南跑，跑的方向是黄河，跑过了黄河就是山东，好像黄河是一道天然的城墙，过了就安全了。

第一拨碰到的是一家子，三口人。男人大约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袍，棉袍的下摆沾满了泥，像是在泥地里摔了好几跤；女人比他矮半头，抱着一个包袱，包袱里大概裹着几件衣裳和一些吃食，她把包袱抱得很紧，像是抱着自己的命；后面跟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男孩背上绑着一口铁锅——那口锅比他的上半身还宽，走起路来左右晃，晃一步“哐“一声，晃一步“哐“一声。

三个人从北面的官道上走来，看到陆晏的队伍从对面过来，男人先是停了一下，往路边让了让，大概是看到了灰布甲和腰上的刀，知道这是军队。让过去之后，他犹豫了一下，又停住了，转过身，喊了一声：

“军爷！“

赵长缨走在队伍前面，侧头看了一眼，没有停步，只是微微放慢了速度。

那个男人追上来几步，气喘吁吁地问：“军爷们这是往哪去？“

赵长缨没有回答。这种问话不该由他来接——陆晏交代过，路上碰到百姓，不要聊天，不要透露行军目的，不要在任何人面前说“勤王“两个字。

男人大概看出来了，讪讪地退了半步，但又不甘心，扯着嗓子补了一句：“别往北走了军爷——前面全是鞑子！鞑子都到通州了！“

他的声音在冬天的空气里传出去，不远，被风一吹就散了，但队伍里走在前面的十几个人都听到了。有两三个新编进来的溃兵下意识地往那个男人的方向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不是害怕，是那种听到一个他们已经隐约知道、但还没有从别人嘴里确认过的消息时的表情，像是一层薄纸被捅破了，纸后面的东西露出来了。

赵长缨回头扫了一眼那几个人，什么都没说，把步子恢复到正常速度，继续走。

陆晏走在赵长缨前面半步，听到了那个男人的话，没有回头，也没有放慢步子。

他在心里把那句话过了一遍：“鞑子都到通州了。“这和沈青三天前送来的情报吻合——后金前哨已抵达通州以北三十里。三天过去了，前哨可能已经到了通州，也可能在通州附近和明军的哨探发生了接触。

通州。

他要去的地方，就在那个方向。

队伍继续往北走。

那一家三口站在路边，看着这支灰布甲的队伍从他们面前走过——走了很长一段，从头走到尾，一百五十个人排成两列，脚步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嗒嗒嗒嗒“地响。男人站在那里看着，女人也站在那里看着，男孩背着铁锅站在那里看着，三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

他们看到的是一群人往北走，往那个他们正在逃离的方向走。

这件事大概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又走了大约两个时辰，碰到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再是三五个，是十几个、几十个、成百上百个。

官道上出现了一条和陆晏的队伍方向相反的人流——从北往南，绵延不断，像是一条灰色的河。河里流的不是水，是人——推车的、挑担的、赶驴的、抱孩子的、扶老人的、扛着家当的、什么都没带只穿着一身衣裳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姿态，各种各样的表情，汇在一起，在官道上慢慢地流。

流得不快。逃难的人走路和赶路的人不一样——赶路的人有目的地，走起来有节奏，快的快、慢的慢，各走各的；逃难的人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知道往南，往南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地点。方向是模糊的，模糊了就走不快，走不快就堵，堵了就更慢，更慢了就更堵。

陆晏的队伍要逆着这条人流往北走。

两条方向相反的“河“撞在了一起。

官道不宽，两辆大车并排走勉强够用，现在一条车道被逃难的人流占满了，只剩下路边窄窄的一条缝。陆晏的队伍从那条缝里挤过去，挤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要和对面来的人让来让去——你往左我往右，你停一下我过去，你的担子碰了我的刀，我的肩膀蹭了你的包袱。

赵长缨在前面开路，他的身板宽，往路上一站，对面的人自然就让了——不是怕他，是他那个体格在那里立着，不让也过不去。他一边走一边低声喊：“让一让，让一让。“喊得不凶，但声音够粗，粗声在人堆里有一种天然的穿透力，比尖嗓子好使。

陆晏走在后面，一边走一边看。

他看到了很多东西。

他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路边，身上裹着一件破棉被，棉被的角都磨毛了，露出里面灰黄色的棉絮。她坐在那里不动，旁边没有人，眼睛睁着，但不看任何人，只是盯着自己面前那一小块地面发呆。她大概是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就坐下来，坐在路边，等——等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

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婴儿走，婴儿用一块旧布裹着，只露出一张脸，脸很小，小得像是一只拳头，闭着眼，不哭也不闹，安安静静地窝在那块旧布里。女人走路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大概是怕摔到孩子，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像是在走一条独木桥。

他看到两个中年男人扛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各挂着一个箩筐，箩筐里装的不是粮食，是锅碗瓢盆——碗摞着碗，锅扣着锅，走起来哐哐当当地响，像是一支走调的锣鼓队。

他看到一个老头牵着一条瘸腿的狗，老头走得慢，狗走得更慢，一人一狗在人流的最边上蹭着，蹭得不急不躁的，像是在散步——但那不是散步，散步的人脸上不会是那种表情。那是一种已经放弃了着急的表情，急过了，急够了，急到最后，急不动了，就变成了那种平静，那种平静比哭还让人难受。

他还看到了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衫，青衫的前襟上沾着几块暗红色的东西——不知道是泥还是血。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和其他逃难者不一样，其他人是弓着腰走的，缩成一团，好像把自己缩小了就不容易被危险发现；这个书生是直着腰走的，走得僵，像是一根棍子在移动，脸上没有别人那种慌，是另一种东西——空。空得像是一扇被掏空了的窗户，框子还在，里面什么都没了。

他从陆晏的队伍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扭头看了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东西，陆晏认得——那是“见过了不该见的东西“的眼神。前世在中东的工地上，有一个当地雇的翻译，某天从城里回来，就是这种眼神。后来他才知道，翻译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一个刚被炸过的市场。

这些人从陆晏的队伍旁边走过去，一个一个地，像是流水线上的零件，从他的视野里经过，然后消失在身后。每一张脸上都写着一个故事，但没有人会停下来讲，也没有人会停下来听。

他每一个都看见了，每一个都记住了一瞬间，然后放掉，继续走。

他不能停下来。

停下来也帮不了他们。他手里只有一百五十个人、十二天的干粮、三十支燧发枪，这些东西够他走到京城、打一场仗、走回来。不够他分给路上的任何一个人——分一个人一口饭，一百五十人的干粮就少了一口，少一口就少一步路，少一步路在战场上可能就是一条命。

这笔账他不是第一次算。

前世在非洲的时候，工地旁边的村子里发了一场瘟疫，村子里的人往工地方向跑，想进工地避难。工地是封闭的，有围墙、有保安、有干净的水源和食物。工地外面是疫区。

他那时候是项目经理，做主的人。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开门。

不开门，村子里的人会死一部分——死多少取决于药物什么时候到、政府什么时候来、瘟疫什么时候退。开了门，工地里的两百多个工人会暴露在疫区里，一旦交叉感染，整个工地报废，两百多个人一起完蛋，项目停工，上千万的设备泡汤。

他没有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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